公共养老能替代土地养老吗——来自“新农保”影响农地租出的经验证据

地权交易能够提升地权价值,从而能进一步增强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因此,土地租出与土地养老其实并不冲突,新农保能通过替代土地养老而促进土地租出的命题也就难以成立。同时,农民早期缴费档次低,使得早期参加新农保有较高的收益率,这可能促成早期参保对农地租出有促进作用和对土地养老有替代效果。为此,本文利用2010—2018年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2012年处于缴费期的中老年人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农户参保对土地租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农户参保后土地租出率平均下降了2.4个百分点。参保收益率和贴现率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使参保对土地租出的影响呈现异质性,体现为老年人口参保收益率较高和低收入群体贴现率较高,导致参保后土地租出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无老年人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男性参保收益率更低导致家庭男性参保更会使土地租出率下降。机制分析显示参保降低了家庭的闲暇消费,促进了农户从事自家农业,尤其提高了家庭女性的劳动供给。结果表明新农保对土地养老的替代关系并不存在。     

农户个体差异与国家惠农政策嵌入的相关性研究——以20省“新农保”政策的执行效果为表达对象

"新农保"制度作为国家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执行效果与农户个体差异休戚相关。本研究以全国20省194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结果显示:农户个体年龄结构与参保率成正倚变关系,即年龄层越高、其参保意愿越强;受教育程度与参保率成逆倚变关系,即教育程度越高,其参保意愿不断弱化;务农家庭参保更积极,务工家庭参保率相对较低。同时,农户家庭结构类型与其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度,家庭子女的数量与其参保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对于已经参保的农户而言,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效果甚微,但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别。     

“新农保”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分析

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消费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两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显著促进了农户的总消费与必需品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农保"政策保基本、扩内需的政策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农保"对中部地区及高收入农户家庭的日常福利水平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对西部地区及低收入群体的效果有待改善。由此提出了建立养老金财政预算的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对西部地区及贫困居民的政策倾斜力度等建议。     

农户禀赋、风险偏好与农户参保决策行为差异性——基于新疆棉区农户的实地调查

基于新疆1726户棉花种植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参保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深入考察导致农户实际行为与参保意愿差异化的原因。结果显示,农户风险偏好是影响农户参保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农户年龄、文化程度、种植年限、社会经验及城乡距离等农户禀赋因素对其参保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影响农户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因素大同小异,由于保险公司制度不健全、参保激励措施存在弊端等原因导致部分农户的实际参保行为与最初参保意愿出现偏差。鉴于此,提出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农业保险供给侧创新、增设多种具有优惠政策的保险类别、改革激励农户参保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实证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的视角

研究目的：通过农户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为土地流转与新农保政策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只有41.9%的农户愿意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他农户并无此意愿。相对于中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所在区域、土地流转了解度、新农保政策了解度和满意度显著影响农户低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而只有所在区域、土地流转政策了解度与满意度、新农保政策满意度对农户高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政策了解度和满意度是提高农户流转土地参保意愿的关键激励因素,应从农户差异、区域差异与政策协同视角,通过健全土地流转参与机制、扩大新农保筹资来源、优化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增强新农保制度弹性等措施推动土地流转与新农保政策的协同发展,提升政策合力。     

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优化土地种植结构,进而整合农业生产资源,逐渐成为各地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江西省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会显著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提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越大,其对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贡献越大;(2)不利的地形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具有显著负效应,即丘陵山地会显著抑制农业收入的增加;(3)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越高,但其工资性收入会明显降低;(4)家庭总人口数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户主年龄会显著抑制农户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调控农村耕地资源,促进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发挥区位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引导生产经营;增强农户人力资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建议。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收入流动性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目的]考察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差异。[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农地整治模式下农户收入流动性差异。[结果](1)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实施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有明显的"上升"流动趋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农地经营面积和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初始位置对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农地整治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地整治,深化改革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管理体制,大力创新农地整治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为稳步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条件。     

新农保改善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吗?——基于分阶段的分析

多数研究表明,社会保护政策能够降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脆弱性;但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制度的实际影响呈分化之势。本文首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根据消费均值和消费波动模型测算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然后在区分缴费阶段家庭和领取阶段家庭的前提下,估计了新农保制度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新农保制度改善了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但是,新农保制度让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村低收入家庭更加脆弱,其相对贡献率约为15%~18%,且其影响随家庭参保人数增加而上升;与此相反,新农保制度显著地降低了领取阶段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其相对贡献率达到14%~21%。     

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广东珠海斗门、茂名茂南的调查

本文对广东珠海与茂名茂南两新农保试点地区农户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户主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农户家庭纯收入越高,农户参保的意愿就越强;农户家庭的人口数与土地面积越多、农户的年龄越大、农户户主的务农年限越长、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越高,农户参保的意愿就越弱;而在愿意参保的农户中,农户选取个人缴费基数的档次与家庭规模、户主的年龄、户主的务农年限成反比,而与户均耕地面积、户主的文化程度、农户家庭的纯收入与非农收入所占的比例正相关。基于此,建议加大对新农保的宣传力度与农村的教育投入,强化与扩大强农惠农举措,引导农民适度规模经营,严格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 2015),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准确估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对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确实产生了显著的家庭收入效应,给"参保家庭"带来的收入增加幅度为61. 39%,这为政府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的合理性提供了佐证;(2)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后"参保家庭"的平均处理效应仅为0. 493,故而使用OLS模型高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作用,大致高估了12%左右。据此本文提出优化养老保险制度、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对策建议。     

谁从“家庭捆绑”式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获益?——来自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采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框架中的"家庭捆绑"机制对家庭代际经济转移的"挤出"效应及其程度,由此评价"家庭捆绑"制度安排对老人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在控制了选择性偏差和不可观测异质性因素以后,研究发现: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初期,"家庭捆绑"机制并没有对传统家庭养老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②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素导致最有可能被"家庭捆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老人获得成年子女经济转移净额最少,相反,那些没多大积极性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老人却能获得比较多的子女经济转移净额。由于代际支持行为主体所处经济环境的动态性导致代际转移行为的复杂性和动态多变性,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家庭捆绑"机制的效果还需进行长期跟踪观察。     

特色林产品保险、电商收入比重与小农户收入增长——基于非规模梨果种植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林产品电商健康有序的发展,特色林产品保险在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林业进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然而当前电商环境下"特色险"对"小农户"的增收路径尚不明确。文章以河北、江苏、山东和安徽等4个省份577户非规模梨果种植户为样本,将林产品保险过程划分为参保和赔付两个阶段,对2018年截面数据构建归并数据模型,揭示小农户参保行为对林产品电商收入比重的影响作用,对2014～2018年跟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揭示不同电商收入比重下林产品保险对小农户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林产品保险的参保行为正向影响电商收入比重,价格和加工保险作用明显;各类补偿和保险赔付效率对电商收入比重较高的小农户具有显著增收效应,当电商收入比重较小时该作用并不明显。林产品保险在参保阶段和赔付阶段对收入的影响机制不同,参保行为影响收入结构,赔付效率影响收入增长,增收效应随电商参与深度的增加而趋于显著。文章最后提出建议:特色林产品保险应与林产品电商协同发展,推广"以奖代补",规范保险赔付的理赔和到账周期,建立林产品电商合作社,提升小农户的抗灾能力和订单效率。     

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收入增长及其地区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全国8个省份2037个农户家庭的调查

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机制提出三点假设,运用PSM-ATT方法计算土地流转对2037个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使研究假设得以验证。结论表明:从总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可促进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尤为显著;细化转入和转出行为后发现,转出土地农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水平要高于转入土地的农户家庭;从地区分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在巩固各地区既有收入来源优势情况下,还表现为对收入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并将衍生新的收入增长点。     

新农保制度的激励不足问题及其化解：基于广东试点的观察

新农保实施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能否顺利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制度设计非常重要。虽然与老农保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但目前新农保在制度设计上仍具有激励不足的特征，在试点阶段就已经离不开政府的强制推行。为强化推行新农保过程中的激励作用，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激励功能，采取灵活的参保方式，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回报率等。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政府财政补贴是新农保制度得以顺利推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在新农保试点推进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财政补贴的激励效果不佳、基础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偏低、缺乏财政补贴的资金保障机制和政府补贴个人账户资金的非私人特性问题等。因此,需要完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建立合理的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建立各级财政补贴资金的保障机制和明确地方财政补贴的资金产权。     

“新农保”对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估计——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利用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用倍差法估计了村庄实施新农保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本文首先考察了新农保对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概率的影响,发现这一效应并不显著。对农地租赁价格的考察发现,新农保虽然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实际价格,但显著地降低了农户租出土地的意愿租金。以上结论说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可以预期,未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将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     

制度信任、政策认知与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困境——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农村居民养老问题的一种制度创新和有益探索,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农民作为新农保的需求主体,其参保行为对于整个制度的运行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从制度需求层面出发,根据2012年江浙地区新农保试点实地调查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缴费档次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更倾向于选择较低缴费档次,制度信任、政策认知对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则呈现"U"型线性作用关系。基于此,文中提出完善新农保的制度设计、提高政府补贴力度等政策建议,以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进程。     

河北省新农保个人筹资状况实际测算及其对策

在分析河北省2010年16个试点县市数据基础上,对新农保个人筹资状况进行测算,力求构建高效、有序的"新农保"个人筹资机制。在实际测算和分析过程中,主要采取三个指标,分别是新农保个人最低缴费率、个人最高缴费率、个人最大缴费能力。通过测算和分析发现河北省新农保在农户个人筹资能力、筹资标准设计、筹资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县市个人缴费补贴力度,建立激励型缴费机制,设计适合河北省省情的新农保缴费标准等具体策略和方法。     

农户兼业、新农保与土地流转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但目前较少从农户兼业以及社会保障的角度对中国农地流转现象做出解释。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解释农户兼业、新农保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检验农户兼业、新农保对农户家庭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从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兼业对土地转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土地转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家庭处于抚养期、赡养期和稳定期时,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农保在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文中提出为农户兼业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差别化对待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家庭和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对策建议。     

生态认知、信息传递与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

研究目的:探讨生态认知和信息传递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规律,为制定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激励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法、熵值法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正确的生态认知可以促进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2)信息传递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经常和亲朋好友或农户就农业生产进行交流、获取生态耕种信息越容易、家到县城的距离越近的农户,其采纳生态耕种行为的可能性越大;(3)资源禀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也具有重要影响,年龄低、文化程度高、具有非农谋生手艺、家庭抚养系数小、农业收入比大的农户,其采纳生态耕种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研究结论:加强生态知识科普,提升农户生态认知水平;畅通生态耕种相关信息的传递,提高农户获取生态耕种技术的便利度;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