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改善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并未深入挖掘何种人力资本在提升农民工就业层次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对此,本文基于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Logit模型基础上采用系数集束化的统计方法,比较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效果。研究发现: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要素,其作用远远高于正规教育,但技能培训相对于正规教育的作用优势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特征。在代际差异上,对于两代农民工而言,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但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职业分化上,技能培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高于正规教育,并且前者相对后者的优势会随着农民工"去体力化"的职业分化过程表现得愈发突出。     

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数字素养是农民工融入数字社会,提升就业质量,享受数字红利的关键。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数据（CFPS）,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不同维度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技能学习类”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社交娱乐类”数字素养。（3）数字素养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4）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人岗匹配、维护和拓展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将数字素养纳入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育体系、实现数字素养培育的群体适配性、规范数字就业平台以保障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

市民化进程要与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以避免市民化不足和市民化跃进。市民化程度如何关系着政策制定的导向,笔者对市民化程度的测度进行了试探性研究。本文运用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采用Oaxaca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与政策援助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理想、职业选择和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矛盾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的就业困境,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和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当不断完善现有的就业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援助,规范就业秩序,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造新的有利条件,进而缓解目前用人单位"用工荒"的困境,推动经济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重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

基于重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农民工更加愿意当职业农民,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当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城市务工地离家越远,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强;亲属具有政治关系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强。家人价值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有显著影响,家人赞成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务工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弱;在土地已出租或被征收时,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意愿也较弱。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能力、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并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扩展分析了家庭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是否是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重要影响。     

自雇与受雇农民工的特征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CFPS(2012)数据,从人口学、工作、个人感知等维度对比分析了农民工自雇与受雇的特征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自雇农民工与受雇农民工相比,具有人力资本差、从事第三产业、就业半径小、工作时间长、社会保障弱、自我价值感高等特点;自雇和受雇均有明显的代际差异,第一代自雇农民工、新生代自雇农民工、第一代受雇农民工、新生代受雇农民工各自具有显著的特征。认为农民工因人力资本低和收入高而选择自雇,自雇是积极的、有希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就业方式。最后提出应针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制定精准的就业、创业促进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数字鸿沟会影响农民工相对贫困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文章使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民工数字鸿沟,通过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KHB效应分解法分析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1.797%的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数字鸿沟显著提高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的可能。男性、中低等教育水平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加深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此,提出应尽快制定识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加强农民工数字应用技能培训,正确引导农民工数字应用向人力资本积累转化。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不愿回乡务农——来自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实证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返乡务农关系到我国农业劳动力队伍的稳定和未来粮食安全。课题组通过长三角1327位新生代农民工访谈调研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回乡从事农业。针对这一选择行为,文章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予以了剖析,结果发现:年龄和务农经历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务农选择的首要因素;他们不愿意回乡务农更多看重的是在城市收入和将来子女教育;另外,城市融入度认知及被歧视状况对其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12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使得他们身份认同错位、文化融合乏力、职业选择错乱和城市融入困难，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性因素的束缚，只有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改变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歧视，才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破解“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进程，推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基于分析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策略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主体,这部分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且参差不齐,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制约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利用SWOT方法,从四个维度分析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面临的机会和不利因素,使我们认识到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更强烈吗?——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北京市20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从个体特征、就业收入情况、生活及家乡状况四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较为强烈,有62.35%的样本选择返乡。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性别、平均月收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其意愿存在显著负影响,归属感和是否有对象或配偶对于其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家乡就业机会和居住满意度等因素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及其维度结构与城乡类型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分析框架,并基于2014年浙江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通过强化信息传递和缓解就业歧视,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具有正向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内部各个维度对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差异在不同人力资本类型间存在区别;农民工城镇型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正向影响强于乡村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失灵具有一定缓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