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双网络”治理研究——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是对不同主体所形成的控制与激励,直接影响组织绩效。本文通过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以及外部市场三者之间关系,构建出以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为纽带、以提升组织绩效为目标、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互嵌的"双网络"治理结构,并探讨了其运行机制,同时借助案例比较分析,检验了合作社"双网络"治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借鉴。     

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52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背景,主要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为例证,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分析了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影响的具体路径及其相互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变量与治理变量紧密相关,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牵头人情况和理事会结构三大因素对合作社绩效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以股权结构的作用最大。一个良好的合作社治理结构是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有机结合,但主要依赖于内部机制。因此,完善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     

经营模式、制度特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基于江西省赣州市三个典型个案的比较研究

以赣州市三家典型果业专业合作社的为例,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模式、制度特征方面的共性和特性,以及其差异化发展路径下产生的不同社会经济效果。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由能人大户主导的、利益联结紧密型合作社在带动能力和发展潜力方面,要相对优于农民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主导型合作社,并得出结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精英仍然属于稀缺资源,"公司+农户"的外部矛盾被转化为合作社的内部矛盾,以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是合作社发展的有效途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双重控制”机制及其治理效应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大农对合作社的主导与控制是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动用、相互配合"来实现的,股权控制是基础,社会资本控制具体的实现形式是社会连带,当内部和外部的连带由弱变强时,合作社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横向科层型合作社是最理想的治理形态,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不必然完全排斥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合作社功能,这要求大农在追求效率机制的同时寻求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     

治理视角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研究

合作社治理的目标就是协调合作社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达到良性互动,提高竞争力。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链创新、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培养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内容,从治理结构层面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治理困境,并提出了促进其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方法,即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产业融合中的实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增加人力资本存量,规范合作社管理以及政府合理定位,更好地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体系的效能。     

乡村治理的变迁及有效治理路径选择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适度规模经营群体经济实力扩增,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分析各经营主体利益和特点发现,目前合作社是乡村自治最恰当的选择。构建"村两委+合作社"治理模式,发挥村两委供给公共服务产品和保护乡村环境生态的职能,发挥合作社治理乡村经济和引领乡风文明的功能,可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和有效治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合作社的“理想类型”及其实践逻辑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成员资格同质性、成员角色同一性和治理结构耦合性的"三位一体"的合作社"理想类型",基于对合作社"理想类型"实践逻辑的分析及其与现实的比照,进一步辨析了我国现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性与治理结构的特征及其成因,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土性实践与发展给出了理论阐释。     

交易类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

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交易,合作社治理本质上是对不同类型交易的治理。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交易的类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的选择与调整具有决定作用。在外围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别交易中,商品契约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商品契约的风险已在交易过程中得到补偿,难以对要素契约形成反向治理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不会按交易额分配盈余。在积极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复交易中,关系治理机制的作用会被强化;在核心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期交易中,要素契约的治理作用会得到增强;按交易额分配盈余实质上体现了对交易过程中商品契约的剩余风险以及对积极社员和核心社员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组织与管理的补偿,而交易的关系治理机制也使按交易额分配盈余成为可能。     

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思考

治理结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运作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扩张很快,但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合作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互补效应为合作社内部的摩擦效应所抵消。为确保农民专业合作高效运作,在治理结构设计上要充分重视不同成员的能力差异与利益关系,区分两类决策类型并赋予不同的投票权,设立独立监事以加强合作社内部的监督与制衡。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绩效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从台州、温州和邯郸三地获得的16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有序概率模型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及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台作社的绩效与治理机制紧密相关,治理良好的合作社,其成长能力和赢利能力相对较强,社员满意度也相对较高。因此,改善治理结构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困境及促进对策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能够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是促进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就目前现状来看，合作社尚未完全发挥其功能，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分析其参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针对性举措。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当前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发现合作社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呈现出乡土实践与制度文本背离的异化状态。合作社制度的运营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以及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之变,使下乡资本与权力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即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的结合、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以及与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这些结合的权力主体策略化运作,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完善——以治理结构为中心

2007年我国实施的首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在促进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合作社法》是首次制定,国情的不同决定了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合作社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合作社治理机构方面,存在监督机构不健全、治理机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鉴于治理机构是合作社的中枢,迫切需要修改《合作社法》予以完善。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治理模式规范化建设策略——以安徽省为例

本文分析了当前安徽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安徽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治理模式的规范化建设策略,实现合作社的内在利益分配机制与外在利益联结机制的良性互动、探寻安徽省(乃至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

[目的]构建德治、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振兴。[方法]文章分别从历史视角和组织视角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和农村各类组织构成,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属性探讨了其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结果]农民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具有多项功能和价值,可以教育和引导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能代表农民发声,成为农村公共事务协商决策的重要主体;可以承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承载主体;可以调节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纠纷调处主体。[结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要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创新方式、完善法律等方面,加快推动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承担更多公共服务。(1)要转变观念和意识,重视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2)完善乡村管理体制,细化县乡政府与村级自治的职责和界限。(3)推动合作社规范发展,健全合作社民主管理。(4)推动购买服务方式,让合作社承担更多乡村公共事务。(5)完善法律法规,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合作社的状态特性对治理结构类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3省80县26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

基于浙江、四川和黑龙江三省80县26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数据,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制度变迁及组织运作机制的"状态—结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状态特性对合作社治理结构类型的影响。本文界定了四种合作社治理结构类型:普通农民主导型、村庄能人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相关组织主导型。通过构建并应用Logit概率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产品的生产属性、交易属性、市场属性和自然属性等技术环境特征以及相关制度环境特征对合作社治理结构类型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资产专用性、产品周期、产品风险、同行竞争、营销形态、市场距离、区位优势、经济水平、政策扶持等变量在模型中均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元能力建设及其治理效应

本文基于"组织双元能力"理论视角、以6个柑橘合作社为例分析了合作社双元能力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效应。合作社的双元能力以"资源利用能力"和"资源探索能力"为核心,以外部资源整合及内部治理结构优化为路径,能够有效提升合作社的治理效益。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合作社通过多种途径对外部资源进行争取、俘获和整合,这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其内生资源不足问题,还显著优化了其资源结构;在资源探索过程中,在合作社内部形成了极具效力的层级化资源传播体系,同时,借助乡村社会中广泛分布的熟人关系网络,合作社的资源传播、转化以及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得以不断强化,其辐射范围迅速扩大。可见,合作社的双元能力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合作社资源结构和治理结构的优化,不断突破其所面临的治理困境,进而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群体规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的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展开,主要通过分析福建省和海南省的二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力求真实、直观地反映群体规模与合作社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隐含着集体行动的目标和任务不可细分的假设;群体规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绩效没有直接关系,大小规模的合作社都可能良好发展。本文认为,一方面,小规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一定的设立和发展优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中不要盲目扩大组织规模,部分合作社保持小规模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群体规模扩大未必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可能形成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在发展中合理分权、分层,发展成为"分权制企业",以摆脱"集体行动困境"。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辨析:一个基于国内文献的讨论

本文结合对近年来国内已有农民合作社理论研究成果的简要梳理,力图辨析合作社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而提出若干研究趋势展望。本文指出,当下围绕合作社发展现实的讨论实际上是对质性底线的辨识,本质上是对本质规定性及其基本原则的研判;由于被嵌入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多重现实约束中,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必然是超越经典的、反映中国特色的、体现时代特征的;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无论其实践或是研究都必然体现人们对合作社发展的合意性与合宜性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