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财政支出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

环保财政支出具有的引致经济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政策手段。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政府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环保支出的总额和比例均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为环保财政提供更多的预算支持。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引致社会资本、刺激技术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通过提高地区技术水平促进地区污染减排;但环保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速仍落后于当前的环境治理期望,形成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规模偏低。各级政府应该科学地制定环保财政预算,发挥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和污染减排的传递机制,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机理与启示——疫情发生之后的思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特别是受雇型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创业者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进一步实证考察了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源以及金融资源禀赋等多个具体维度下数字经济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红利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并且有助于缓解个体创业的借贷约束以及社会关系资源不足的制约,能够显著促进他们的就业决策。结合疫情发生之后的数字经济表现,我们认为,当前应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深刻认识疫情发生对我国就业市场的长期影响,及时补上数字经济相关就业市场短板,充分总结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的创新经验,因势利导做好当前稳就业促发展工作。     

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机制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近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国际劳动力接轨等因素,使第一次人口红利快速消损.本文正以红利漏损为切入点,分析了文化、工资、年龄、保险体系、土地流转以及产业结构等六种红利漏损.不管是数量型的、质量型的还是结构型的红利漏损其实都属于潜在人口红利,并依托供需模型分析了其形成机理,最后对于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转型发展的影响

首先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创新转型能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的实施对企业理论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正负双重效应",而且其发挥效应的大小还与行业污染强度存在密切联系。同时,理论创新成果数量、企业自身污染属性和技术转化难度成为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创新能力的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计量分析模型,并采用2005—2014年我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转型必然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2)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的推动作用与制造业自身的污染属性以及其所处的创新转型阶段密切相关。(3)目前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功的"合力效应"尚不明显。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为缓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阐述了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从资源配置理论的视角，在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框架下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产业融合效应、资源匹配效应和技术乘数效应纠正传统农业资源配置扭曲从而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2011—2019年全国216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数字红利”,且优化产品、资本与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核心路径；农业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城市间内生交互与邻近城市“数字红利”外溢实现区域协调；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在地形坡度较小的城市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为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探寻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以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机制为核心形成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代表从突破制度约束刚性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解决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二是,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从摆脱增长机制锁定的视角,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此外,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经验分析亦占有很大比重,指出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人口红利与城市化、制度机制调整是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     

环境规制下的银行关系资本：“类保险”的作用机制——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自然实验

基于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这一自然实验,本文考察银行关系资本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以期为银行关系资本的"类保险"作用提供实证证据。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初期,高管拥有的银行关系资本与重污染企业的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银行关系资本具有"类保险"效应,能有效缓解强环境规制的冲击。文章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DID)、Heckman两阶段回归、变量替换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越好,银行关系资本的"类保险"效应越强。作用机制检验显示,银行关系资本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财务风险渠道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绩效。文章有助于厘清企业银行关系资本"类保险"作用的情境机理,对于政府监管政策制定以及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有借鉴意义。     

初始商业文化禀赋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发展

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初始商业文化禀赋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及效应，结果表明，初始商业文化禀赋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计量结果的有偏性影响，使用1949年地区商业贷款占比和地区识字率变量作为初始商业文化禀赋的工具变量。 IV估计结果表明，初始商业文化禀赋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来自环保法（修订案）实施的证据

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以2015年环保法（修订案）实施为自然实验,利用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反而能够提高受管制企业的经营绩效。实证结果显示,环保法（修订案）实施后,相较于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的ROA增长约0.74%,ROE增长约1.48%。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促进污染企业的创新产出,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行业竞争激烈,地区法治环境完善,企业不受融资约束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强。本文基于企业经营绩效视角估计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为中国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促进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甘肃经济可持续发展瓶颈研究

本文从甘肃省资源环境禀赋的现状出发,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甘肃省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及生态环境恶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探讨了制约甘肃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结合模型分析,提出了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突破经济发展瓶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和方法。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再思考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说,是用于研究经济发展（收入）与环境关系而设计的一种模型和方法。本文以江苏为例,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找突破EKC拐点的发展路径。影响经济与环境的原因比较复杂,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环境政策、环境法律和国民素质等因素有关。在运用EKC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产业转型,积极主动地治理环境。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加快环保项目的研究和转化,从技术上突破环境治理的难题。建立一套科学的环境政策机制和监管制度,从机制、制度上保障环境质量的显著提高。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再思考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说,是用于研究经济发展(收入)与环境关系而设计的一种模型和方法.本文以江苏为例,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找突破EKC拐点的发展路径.影响经济与环境的原因比较复杂,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环境政策、环境法律和国民素质等因素有结构,优化经济发展,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加快环保项目的研究和转化,从技术上突破环境治理的难题.建立一套科学的环境政策机制和监管制度,从机制、制度上保障环境质量的显著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机制、源泉与路径选择

在我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消退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实现经济有质量高效益的增长就必须创造新的增长红利空间。新增长红利空间创造的内在机理和形成机制依托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的基本理论,并主要由创新驱动红利、结构红利和深化的改革红利构成,其中包含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创新驱动红利更是新红利空间中最核心的内容。因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形成的路径在于:经济增长目标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转变、经济增长机制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产业选择由多元化向高级化的转变。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引入环境要素的经济增长特征分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环境要素是生物生存的基础,能够反映以人为主导的经济系统和以自然环境为主导的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环境要素的特征包括公共物品属性、经济功能性、稀缺性、制度约束性、效率扭曲性、问题表现的滞后性。环境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为一是通过市场机制,二是通过外部污染—内部收益—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污染红利与环境红利共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目前环境规制和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仍不稳定,落实生态保护环境效益外部化、生态保护成本内部化的转换机制可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供保障。     

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我国农村高储蓄现象的实证分析--一个包含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及检验

有关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缺乏专门针对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和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本文专注于分析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农村居民所面对的不确定因素风险感受以及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约束感受显著地差别于城市。通过构造一个包含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模型,专门针对农村居民储蓄行为特点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强,面对不确定性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与融资约束,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越来越谨慎,储蓄存款的倾向越来越高,这也印证了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农村金融环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基于异质性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研究

正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特征是合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前提.本文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以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制度背景,基于768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越高,回流意愿越强烈;环境因素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定;个体偏好于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回流.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对其收入水平影响显著,且收入水平对其回流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证券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分析与完善

激励约束机制是证券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证券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很不成熟.本文对我国证券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内涵、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思路与对策.     

制度优势转化：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创新

面临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加剧的现实及新时代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强化,有必要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三方面结论: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政治关联与绿色创新之间呈现部分中介效应;从企业、地区进行分类异质性检验表明,政治关联对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对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更为显著。为此,必须优化制度软环境,既要防范权力寻租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又要增强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的良性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效应,有效推进绿色创新制度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效能。     

证券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分析与完善

激励约束机制是证券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证券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很不成熟.本文对我国证券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内涵、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思路与对策.     

我国公司红利政策与股市波动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年度红利公告对股价及交易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不论是首次分红还是一般的年度分红 ,现金股利所引起的股价异常收益显著小于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 (即现金和红股 )。此外 ,现金股利作为首次分红支付方式不受市场欢迎 ,其异常收益显著为负值。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纯净性 ,本文还进行了干扰排斥性检验 ,排除了除息除权日的溢出效应、大宗交易所引起的股价偏差及红利公告期间风险要素增加的影响。此研究回答了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公司红利政策与市场价格及交易额的相关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