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与公司财务风险——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研究了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与公司财务风险负相关.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加重了其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加重了公司财务风险,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财务风险正相关.较高的地区法治水平能够有效遏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越好,其财务风险就越小.法律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公司财务风险,还有助于减轻由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所导致的财务风险.     

终极控股股东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8年间发生大宗股权交易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124起作为样本,就我国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等因素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获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成负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越高控制权私有收益也越高,终极控制权对私有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丰富了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     

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和国际学术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终极控制人往往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上市公司,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并不分离,我们称其为"金字塔结构之谜",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时,这一现象尤其明显。本文还发现,终极控制人拥有的所有权平均为33%,远远高于CDL(2000)东亚经济体的样本均值。此外,家族作为终极控制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占较大比例,大大高于早期的样本;和其它东亚经济体相类似,家族倾向于以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得较多的控制权,与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存在较大差异。终极控制人性质对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的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终极控制权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相关文献,将上市公司性质进行区分,选取制造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三个行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股权结构、终极控制权配置与政府补助——来自农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0年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及终极控制权配置格局对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级别、上市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及沿海发达地区与政府补助显著正相关,管理费用比率、上市时间与政府补助显著负相关。基于遵循政府补助用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本文认为政府补助应兼顾中央与地方,上市公司应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遏制不合理的在职消费。     

产品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控制权协议转让——基于终极控制权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与控制权转让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在不加区分行业竞争程度的情况下,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与终极控制权由国有投资主体转为民间投资主体,以及在国有投资主体间转让呈现替代作用,而与终极控制权在民间投资主体间转让具有互补作用。将样本按照行业竞争程度分类后的检验结果表明,在高度竞争行业,产品市场竞争与终极控制权由国有投资主体转为民间投资主体、在国有投资主体间转让,以及控制权的直接变更具有替代作用,而与控制权在民间投资主体间转让具有互补作用,这说明高度竞争行业更容易发生成功的控制权转让;在低度竞争行业,由于市场竞争作用的限制,终极控制权由国有投资主体转为民间投资主体对公司业绩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产品市场竞争与控制权由国有投资主体转为民间投资主体具有互补作用。     

终极控制权、外资持股与隧道输送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隧道输送行为一直都是监管的难点和研究的热点。基于终极控制权的分析框架,并借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关联债权债务,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隧道输送行为和外资持股对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绝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都被政府所终极控制;对于家族所控制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确实可以影响到大股东的隧道输送行为,但对于政府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此效应并不明显;外资股东的存在能有效地约束家族终极控制者的隧道输送行为。     

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07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探讨了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与终极股东控制权显著正相关,与现金流权、独立董事比例的相关性不显著;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与公司价值呈U型关系,且U型关系顶点左侧的样本数占整个样本的84.384%,即大部分的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控制在使其易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范围内。     

政府支出与对外贸易风险规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边界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等计量和时间序列方法分析了1980-2008年间我国政府支出规模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长期影响关系和关联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支出规模与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影响关系,规避由贸易条件波动而引致的对外贸易风险是二者长期影响关系的内在关联机制,这一结论与Rodrik(1998)使用截面数据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也意味着,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防范和抵御对外贸易风险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所有权集中或相对集中，存在终极控制股东的现实情况，选取了2007－2009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1069家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终极控制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歧角度，分析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在不同的上市方式下，在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这对于改善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生态建设与信贷风险控制——一个基于破产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实证分析

金融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金融生态环境与银行信贷风险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破产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县域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的劣质性主要是制度性欠缺导致的,其中的关键是管理制度不规范,包括行政制度、信贷制度、法律制度与信用制度的缺失,从而导致信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最后,本文提出金融生态的改良必须彻底转换政府理念,实施金融机构战略转型,并在全社会推进信用工程建设。     

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审计

金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本身所积聚的种种风险日渐显露,并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金融审计的基本工作方式和程序等因素,就决定了金融谮审计在防范金融风险中必然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即金融审计责任越来越大,金融审计风险也日益加大.因此,为了降低审计风险,金融审计需要重点从审计人员、审计方法、审计内容等三方面进行改善和提高,强化金融审计,以提高金融审计质量,防范金融风险.     

财务风险、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低价揽客--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1～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公司财务风险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相关性以及变更导致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市场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1）财务风险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越高,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概率越大;（2）在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明显降低,表明会计师事务所普遍采取了低价揽客的方式争取客户,同时研究也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费用的收取并没有明显地考虑财务风险因素;（3）在新的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客户的聘任后,其审计质量并没有因为审计费用的降低而降低,变更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具有明显的提高。     

沪港股市动态相关性和大风险溢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时变相关Copula模型对沪港两市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BG算法将整个样本期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利用Hong（2001）年提出的风险一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不同时段两市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两地股市收益率的相关性存在逐步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表明两市闻风险溢出特征在过去发生了显著变化,风险溢出显著增强。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孪生性”辩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的＂催化剂＂,它＂催生＂了各个子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推动金融市场的完善与成熟。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文章以金融衍生工具为＂链条＂,分析了金融工程学、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金融工程学是＂载体＂,金融创新是表现形式,金融风险是一种另类的潜含结果。同时,详细探讨了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三者都是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产物。澄清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内在的市场联系,对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成熟的金融市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金融风险的成因、传导与防范:国内外研究述评

对国内外有关金融风险的成因、传导和防范的主要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述评,总结了已有研究的进展和不足,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浅谈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

中国金融业已全面对外开放,中资银行要与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的合作与竞争,金融业必须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当前金融创新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金融监管的自由化与国际化、金融业务多元化、金融交易电子化、金融产品复杂化、金融服务个性化及金融机构同质化.在金融创新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金融风险,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保证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创新,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VaR的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市场风险资本配置研究

在VaR市场风险测量的框架下,以我国股市中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类股票的加权平均收益率为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风险资本配置问题.结果表明,金融控股公司组建可以起到市场风险资本分散的效果,法定配置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风险资本分散效果更好.为了充分发挥金融控股公司市场风险资本的分散效果,应加强对股市的监管力度,以降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收益的相关性.     

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企业风险内容广泛,尤以财务风险最为重要。财务风险作为一种信号,能够全面综合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要求企业经营者进行经常性财务分析,防范财务危机,建立预警分析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财务风险决策。     

Regional Liquidity Risk and Covered Interest Parity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from Tokyo,London, and New York*

ABSTRACT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re were substantial deviations from covered interest parity (CIP) condi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post-Lehman period, the US dollar interest rate became very low on the forward market. However, the deviations from the CIP condition varied across markets. After presenting a simple model, the following analysis examines how the CIP condit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yen and the US dollar was violated in Tokyo, London, and New York markets. We show that the CIP deviations became largest in the New York market soon after the Lehman shock but were largest in the Tokyo market in the rest of the turmoil period. The regressions suggest that market-specific credit risks and central banks’ liquidity provisions explained the difference across the markets. In particular, they indicate that larger dollar-specific risk and smaller yen-specific risk caused larger deviations in the Tokyo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