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农业科技支出与粮食单产量动态关联

以1986～2012年我国农业财政科技支出与粮食单产量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财政农业科技支出与粮食单产量的关系进行了动态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农业科技支出与粮食单产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农业财政科技支出对粮食单产量提高具有很强正向冲击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冲击作用是长期内存在,但粮食单产量的提高对增加农业财政科技支出的影响不大,说明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协调的互动反馈机制。在加大财政农业科技投入的力度的同时,要提高提高财政农业科技支出资金使用的效率。     

对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及对策选择

文章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以1978—2004年中国粮食产量及其重要因素的时间序列为样本,对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多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主要受到单产提高缓慢、播种面积波动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自然灾害频繁等重要因素的影响。为提高粮食产量、促进粮食生产,首先应该提供一套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提高粮食种植效益,增加粮农收入是根本。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提高单产、稳定面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灾能力,增强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和生产稳定性。     

农业公共投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

入世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与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大国相比 ,我国的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 ,尤其是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不足。本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对增强我国主要粮食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认为以提高科研投入等农业生产公共投资增强我国粮食的生产和竞争能力是应对入世挑战和实现未来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效选择。     

落实信贷资金 增加农业投入

农业银行如何贯彻落实农业倾斜政策,增加农业有效投入,对农业稳定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合理调整信贷结构,选择最佳投入方向 农业银行恢复以来,农业贷款成倍增加,但是农业的有效投入水平并未提高,农业增长依然缓慢。究其原因,一是信贷结构不合理,农贷所占比重呈下降态势;二是资金投向欠佳,重直接生产性投入,轻视基础设施建     

农业科技和粮食产量关系的实证分析:1980～2005

促进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的因素呈多元化特点，包括制度变迁、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化、农民素质提高等，但农业科技投入无疑是最重要原因。目前国内学者研究这一问题时大多采用多元统计方法，本文拟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等证实农业科技投入的变化导致粮食产量的重大变化这一结论。     

中国农业防减灾投入效应与对策研究——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

自然灾害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不利因素.加大农业防灾减灾投入力度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文章选择1991-2006年的数据,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业防灾减灾投入与粮食单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主要的农业防减灾投入项目与粮食单产之间具有长期正向的均衡关系,但各类投入的总量和结构都需要进一步优化.     

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与农业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1985-2010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的生产函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基础设施投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提出今后的农业政策应该合理配比财政支农资金,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以实现农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83～2005年我国粮食生产的有关数据,选取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这两个最主要的指标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粮食生产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单产是影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粮食播种面积,农业的抗灾能力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依靠科技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粮食复种指数,同时加强农业抗灾能力建设.     

论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结构的优化

财政支农对解决三农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构造模型,测定财政支农各项资金的边际产出效应,判定财政支农资金的运用效率。并提出,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必须改变其当前的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     

中国不同地区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1—2006年中国水利建设投入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的基础数据,就中国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单产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区水利建设投入对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不同作物单产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单产的影响显著;不同地区的水利建设投入对不同作物单产的影响是不同的,西部地区的水利建设投入对小麦和玉米单产的影响要大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产出的影响更大。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1999～2008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总体上对农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有限;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投资却存在抑制作用,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投资除西部地区外也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根据各地实际建立多元化的市场投融资体系,解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乏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统筹规划,选择正确的优先投资方向,使有限的投资产生最大的福利效应。     

棉花种植业对新疆农业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影响变动的量化分析

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棉花种植业对新疆农业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边际递减的,农民种植棉花的比较效益优势不断下降;不同的棉花主产区棉花产量的增加对棉农收入的影响作用差异较大。当前新疆在发展棉花种植业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引导,因此,应建立完善科学的棉花市场监测体系,及时把握准确的市场信息,以期对今后的棉花生产及产业发展做出正确的指导。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意识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发挥农民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作用。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才能促进农民在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国家则应该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减少农民在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剥夺感,为农民营造平等的意识氛围。这些使农民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能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之中。     

西南地区农村投资水平和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影响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农民农业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农村投资水平、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农村投资水平、农地综合效率、农地纯技术效率、农地规模效率与农民农业收入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农地综合效率的贡献度远高于农村投资水平,农地规模效率的贡献度高于农地纯技术效率;短期内,农村投资水平对收入的调整为正向,农地纯技术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负后正,农地规模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正后负。长期来看,加大农村投资力度,提高农地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有利于促进农业收入增长,但关键是要提高农地规模效率。短期内,加大农村投资力度同样有利于农业收入增长,而提高农地纯技术效率则使农业收入增长先降后升,在规模报酬递减范围内的农地规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政府支出的目的之一就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增加居民收入。基于中国198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来分析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与城镇居民收入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且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是城镇居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反向不成立）。     

中国棉花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深入分析我国棉花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稳定和提高棉花产量、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我国12个主产省棉花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重点考察了其时序波动和地区差异特征;其次探讨了棉花生产技术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2001-2009年,我国棉花生产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和时序波动特征明显,西北棉区技术效率最高且波动最小,其次是黄河流域棉区,长江流域棉区技术效率最低且波动最剧烈;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受教育程度、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和非农产业发展对棉花生产的技术效率有正效应,非农人口比例和异常天气的负面影响较大.文章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Progressive entry and the incentives to invest in alternative infrastructures

In this paper we study an entrant’s incentives to build a network infrastructure, when there is an initial phase of service-based competition where it leases access to the incumbent’s infrastructure. We build a model in which the phase of service-based competition allows the entrant to step into the market by progressively acquiring market experience. We show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ience in the phase of service-based competition delays the entrant’s investment when the prospects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re good, and accelerates investment otherwise. We also show that whe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ience depends on the entrant’s current customer base and facility-based entry is a long-term possibility, setting a low access price can accelerate the entrant’s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women’s time alloca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velops a gender-based OLG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on women’s time allocation between market work, raising children, own health care, and home produ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Women’s health status in adulthood, which affects productivity and wages, depends on their health status in childhood. Threshold effects in health and life expectancy, associated with access to infrastructure, may generate multiple development regimes. Whether an increase in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succeeds in shifting the economy to a high-growth equilibrium depends crucially on how women reallocate their time and the strength of congestion effects.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the reverse flexible accelerator

We show that the flexible accelerator principle characterizes optimal investment behavior only when the firm's technology exhibits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roughout.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returns we show that there is a range in which investment increases as the capital stock increases towards its long-run equilibrium level.     

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偏好*——基于财政激励假说的实证分析

已有文献认为,晋升政治激励是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主要原因。但统计数据却表明,1995年以前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是重合的,1995年以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GDP增长速度。由于改革以来晋升政治激励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已有文献无法解释1995年前后两个时期里为何出现基础设施增长模式的差异。本文提出的财政激励假说认为,分税制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激励变化,是导致地方政府投资在1995年以后变得偏好于基础设施的主要原因。笔者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发现财政激励假说可以很好地解释分税制改革前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变化。这意味着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对改进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