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究——基于山东省农村低保制度调查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生活保障制度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本文从低保制度的建设及运行现状出发,结合山东省低保制度的运行情况,指出了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低保制度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辽宁：筹集重金保障和改善城乡低保对象基本生活

2011年,辽宁省财政筹集城乡低保资金36．8亿元,包括全省历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以及从2011年4月起为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保障和改善218万城乡低保对象基本生活。目前,辽宁省城市低保标准达到月平均310元,     

社会排斥与商业人身保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另一种视角

社会排斥是一个广受关注的新概念,主要被用来解释脆弱性、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突出社会问题.社会排斥产生于歧视、社会制度和被排斥者个人等因素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和相对性等牲,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按照社会排斥的概念及特征来衡量,商业人身保险因其市场化的性质而具有一定社会排斥性.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完善情况下,商业人身保险的社会排斥性会使弱势群体陷入贫困陷阱.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急需建立和完善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低保评审乱象的成因及治理——基于定性定量混合研究方法的分析

本文将实地案例调查与基于20423位村民、632户低保家庭数据的定量分析相结合,考察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与政策要求不尽相符的具体表现与成因机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识别保障对象时,原本应作为识别标准的农村家庭收入因难以准确衡量而被淡化,老龄、残疾等直观的个体特征成为主要的识别依据;同时,低保评审过程中村民评议环节作用突出而政府主体角色弱化,伦理道德、乡村治理乃至村组干部意志等都会对评审过程产生影响;继而,诸多附加或配套政策又产生了放大农村低保评审乱象的客观效果。本文认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当从提升保障对象识别的精准度入手加以完善,强化基层政府的主体作用,并结合各项脱贫帮扶措施的梳理和优化,使之最终成为更加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集体林权集中现象分析——以闽中溪乡为例

耕者有其山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追求的宗旨。从福建省闽中溪乡林改中发现,由于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政策排斥、资本排斥和信息排斥等因素,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导致林权集中到某些经济实体以及少数人手中。这种非正常的集体林权集中现象的出现,不仅拷问闽中溪乡林改的效率与公平原则是否得到兼顾,还对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消极影响。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分析及对策建议——基于北京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

北京市在经过试点探索、政策调整和城乡并轨后,现已形成城乡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政策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参保率达到较高水平,养老金待遇明显提高,为北京市建设首善之区、和谐社会奠定了有利基础.但在实践中亦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建议通过增设年限养老金、调整个人账户养老会计发月数、提高养老基金存款利率水平、拓宽投资渠道等,以进一步完善政策.     

影响农村低保政策对象甄选的机制研究——基于陕西省S县Z村的个案调查

低保政策是国家照顾困难群体,旨在解决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问题的一项惠民政策。低保对象选择不仅可以直接体现低保政策社会公平和社会关照的价值,而且关系到党在农村基层的政治公信力和执政理念。本文在对个案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低保政策瞄准机制发生偏差的原因,进而揭示出低保政策发生政策微效效应是受利益机制和人情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     

农村职业教育的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基于辽宁省的调查

农村职业教育需求包括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论文通过辽宁省农村职业教育需求分析,发现影响个人需求的因素为农村家庭收入和个人自身禀赋;影响社会需求的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对中职人才需求。农村职业教育需求分析及预测,将为农村职业教育的资源及政策供给提供依据。     

从围观走向行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研究范式的转型——兼谈学术何以能中国

文章借用理想类型分析法对农村社会研究历史进行梳理发现,在农村社会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和基于"田野实践"的研究范式,前者由于对学术研究实践品格的轻视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围观"特征,后者由于对学术研究实践品格的重视而追求"行动"。经过对前者的反思,文章认为,对学术研究实践品格的轻视不仅淡化了农村社会研究的初心,还是其"难以中国"的主要原因。为了使农村社会研究能够中国,于情于理、于史于势都有必要倡导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与传统依赖田野调查的农村社会研究和侧重学术强行干预实践、有霸道嫌疑的行动研究不同,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式研究不仅能够跳出诸如"农村社会研究本土化""农村社会研究离科学有多远"之类学术话题诱导的盲区和陷阱以及方法与学科之争,还志在通过审慎和务实的田野实践,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     

规则与策略:人情在农村社会中的交往机制研究——基于渝北C村的考察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情是构建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是人际关系交往中情感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维系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重要纽带。然而,在转型背景下,人情的情感性表达逐步削弱,以赢利为目的的工具性逐步增强,人情的功能出现异化。笔者通过对渝北C村的考察发现,在人情功能逐步被异化的背景下,人们依靠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不断重构人情交往的规则,并在人情交往中衍生出相应的策略来维护家庭利益最大化,以此来维系农村社会关系的运行与发展。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效应分析

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完全积累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决定了农民达到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年龄时,所能领取到的保险金的水平取决于个人养老保险帐户的积累情况,在其他变量既定的前提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建立将会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在严格假定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二期模型,对建立农村低保前后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指出:农村低保的全面建立在健全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提高了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门槛,对社会养老保险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在农村低保已经全面建立的前提下,为提高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缓解农村低保的替代效应,应提高国家和集体对个人养老保险帐户的补贴力度和养老保险金的计息利率.     

社会比较理论视角下的农村攀比现象考察——以山东省3市10村为例

本文基于山东省3市10村的调研,对当前我国农村的攀比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农村的攀比现象非常严重,而且攀比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攀比的对象主要是熟人、本村人以及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相对来说,农村大众阶层和弱势阶层更喜欢向上攀比,而精英阶层则更多是向下攀比。农民在攀比中采取了扩大自我概念、作弊以及进行错误归因等重要策略。而过度攀比、盲目攀比以及虚假攀比等行为的存在,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关键词:     

影响与对策:农村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对苏北L市农村的调查

本文以苏北L市农村的基督教信仰为个案进行调查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我国农村的迅速发展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又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为防患于未然,提出建议:政府应加强对教职人员的引导,使其教义宣传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加强对农村基督教信仰监管,推动基督教健康发展;关心保障广大农民利益,丰富农民精神生活,使其自由信仰基督教但不依赖宗教;打击、防范邪教活动,使农民远离邪教.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整体上在逐步发展、壮大,运行基泰良好;作为先后倡导与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两种外在的主导力量民间社会团体与国家政权,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交相更替;民间社会团体从最初的创导者地位逐步淡出,而作为国家象征的政府机构却几乎沿着一条与民间社会团体相反的趋势伸入;在此消彼涨间,虽曾一度相携合作,然而,农村合作运动最终为国家政府所控制,在总体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化的态势,从而影响到整个农村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西方纯粹自下而上式合作运动的最根本之处。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探究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新载体;疏导社会危机的新地带;凝聚公民精神的新动力。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要做好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制度设计,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信合作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立互惠机制;构筑完备的社会网络,巩固各方与社会组织常态化合作关系。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农村情境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依据家庭人口特征将家庭划分为起步期、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和空巢期6个阶段,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2016年湖北省农村调查数据,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家庭,其他生命周期阶段家庭发生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概率更大。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异,起步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受人均土地经营面积的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大、人口负担系数小、有劳动力接受了专业技能培训的抚养期家庭、负担期家庭和稳定期家庭,其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高;抚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而负担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的正向影响以及人均土地经营面积、密切来往的家庭户数的负向影响,稳定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还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赡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受人口负担系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因此,实践中执行相关就业政策时,应根据农村家庭所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规律和特点,采取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精准激励措施。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村中介组织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临海市为例

当前,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已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国际化,促进农业增收、农产品良性循环与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对临海市农村中介组织的三个样本的社会网络剖析,探寻农村中介组织内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和一般规律,分析与总结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中介组织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理清影响农村中介组织发展的相关社会关系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从中表明农村中介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乡村精英及围绕其所衍生的社会关系网络。     

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调查

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国农村,持续的婚姻挤压不仅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且改变了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途径。本文利用2008年安徽省乙县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及代际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挤压中的儿子失婚、因儿子失婚而遭受的负面社会舆论成为削弱农村地区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新途径;传统代际支持中的经济、家务和情感支持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远不及儿子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削弱来得直接与强烈;对于相对贫困的有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父母对经济支持的迫切需求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农村社会救助瞄准偏差估计——来自120个自然村的调查

本文以120个整群抽样自然村的12131户为样本,以自评和村组干部双重认定的贫困户为困难户,分析了应救与实际救助之间的偏差。发现样本村约有6%的困难户,但其中只有28%获得了救助;而在获得救助的群体中有38%的农户既非自评特困户也不是村组干部认定的困难户,这个群体尽管从客观指标来看与参照户(非困难无救助户)相比要略差一些,但远好于困难未救户。困难未救户虽然仅略好于困难已救户,但明显比受助非困难户差。在农村救助瞄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改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