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上“明知”之再探究

“明知”的判定是司法实践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它决定出罪与入罪以及具体罪名,具体而言,明知是表达行为具有可罚性的内在征表,但判断其成立需要客观要素的协助,这也成为长期困扰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点.2016年两高出台颁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6条第2款关于受贿罪故意的推定将刑法中关于“明知”的理解推向了极点.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明知”的使用存在“混搭”现象,故而造成了一系列困境,这使得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     

对互联网上侵犯名誉权行为的法律思考

网络的发展,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互联网上侵犯名誉权的行为,本人认为首先侵权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对侵权受害者则要看其具体情况,当受害人发现网络上侵权行为时,应当进行必要的提醒,如果因受害人对自己利益保护疏于注意而未尽提醒义务,则应当相应抵消或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论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

虚拟财产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没有合理的定位,在实践中,涉及虚拟财产的同一性质的犯罪案件存在因适用不同的刑法规范而得出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形.本文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进行基本界定,并通过分析刑法规制网络虚拟财产的必要性,进～步提出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刑法规制的建议.     

基于委托——代理视角的国有商业银行滋励约束机制分析

国有商业银行多层次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和委托人的非人格化,在信息不对称及合约不完备的条件下,很可能导致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针对经营者(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所有者(委托人)的对策是监督.在实行强制性监督时,还必须辅以激励相客机制.为遏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有效地激励约束代理人,应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单一的产权结构,理顺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以经济激励为主、行政激励与心理激励相融合的激励方式,允许经营者以多种形式参与银行部分剩余分配.     

涉产权案件中诈骗类犯罪认定的限缩及其路径

为保护企业家的人身财产权利,应限缩诈骗类犯罪的认定范围。在实际涉产权案件中,可以充分认识秩序法益观的局限性,从而向利益法益观进行转变;根据教义刑法学的解释以及无意识的自我损害与目的落空理论,在受害人主观不存在“认识错误”的场合,欺诈行为人不能构成诈骗犯罪,司法实践中亦有相关案例;最后,在受害人具有民事救济可能性时,应改变“先刑后民”的诉讼思路,不予刑事处罚,如必须以刑法评价其欺诈行为,则应准予民事调解并减轻处罚。     

刑事证人作证的经济分析

若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则拒绝作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偶然证人而言,由社会承担作证成本是激励其作证的基本前提;更有效的激励措施是对其作证行为进行奖励,刑事悬赏制度的成功便是例证。对于作为消极证人的近亲属而言,无论是对其作证行为进行奖励还是对其拒证行为进行惩罚,效果都是不理想的,允许亲亲相隐是更合理的制度选择。对于污点证人而言,仅仅豁免其罪刑,或者实施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缩短犯罪组织的生命周期。     

双边平台企业价格结构:来自银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评估了双边市场中平台的竞争模型,并利用连接消费者和商户的银行卡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银行卡对消费者采取价格“补贴”,并从商户中获取大部分的利润,同时商户对消费者的估价比消费者对商户的估价更高.分析同时表明,消费者更高的需求或更低的成本提高了成交率,但是商户更高的需求或更低的成本却降低了整体价格.     

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投入——基于社会成本视角

将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最优地分析或是在既定社会成本的条件下,最大化其治理结果；或者在侵害结果既定条件下,减少社会成本的投入.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成本与治理缺口之间是替代关系,过高的治理成本和过大的治理缺口都不可取,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最优组合来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在分析模型中加入损失,即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受害人遭受到的财产性损失和非财产性损失,治理成本与损失之和形成社会成本.最优治理确定性点应为社会成本最低点.     

论国际专利标准化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立足于专利标准与专利权的新时代关系,事先披露原则逐渐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知识产权策略。它有利于在标准制定之前建立透明的技术竞争市场,保证标准化组织对技术方案从技术和使用成本两个方面进行评估,同时也能帮助标准实施者在适用标准之前对标准的使用成本进行估量,减少标准推行的阻力和可能带来的纠纷诉讼,并可能争取到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     

论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

共同侵权行为已经成为侵权行为中极其重要的部分.而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又作为共同侵权中一种特殊的情形值得我们关注.致害人之间并无事先的意思联络,行为之发展是独立的,只是在时间和地点上偶然发生竞合,致同一主体损害.于此情形,如何公平地分配损害,如何充分地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正是侵权法要考虑的问题.     

工资集体协商的约束条件分析

2000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引起了企业极大的关注,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与市场日益成熟的表现,但在我国卓有成效地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实行上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探讨,本通过对“协商办法”可行性的理论分析,力图论证工资集体协商在中国将在走一段并非一帆风顺的路程。     

论保险资金运营立法的目标价值协调

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和本国国情，我国保险资金运营立法应当继续坚持“安全第一、稳健投资”的原则。根据入世后的新形势和保险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应当逐步放宽和完甚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同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相关立法，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全和效益两大目标的协调。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对西部大开发的速度，效率甚至成败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论述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分析了中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政府改革的对策建议。     

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创新的应对策略

二十年来,中国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造,先后采取了许多金融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看,中资银行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还相差甚远.加入世贸以后,占据产品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构成较大的威胁,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这对推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

地方高等教育要获得可持续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于千头万绪的思路和对策中,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从地方院校的主要特点出发,应从学术方向、学术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加强学科建设管理四个方面抓好学科建设。     

关于运用税式支出促进经济发展之浅见

税式支出是政府为了一定的目的，有意识地放弃一部分税收收入而让给纳税人的一种主观行为。本文就如何运用税式支出中减免税与优惠税率推进经济发展，提出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运用政策，造福企业的建议。     

从恩格斯的道德论看普世价值的虚幻性——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为例

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道德、有没有抽象的一般人性、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爱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都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后,有没有普世价值之争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重温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仍有必要。     

试论北宋京师粮仓管理

宋朝总管全国财政的机关,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前是三司,元丰改制之后为户部,京师粮仓作为宋朝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机构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保证仓粮的收支与存贮,宋延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形成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仓官吏的营私舞弊是仓务管理中的痼疾,伴随宋朝始终.     

论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检察委员会主要具有决策职能、监督职能、调查职能和管理职能。但目前基层检察委员会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检察委员会职能的正常发挥。结合基层检察委员会工作实际,需要在转变观念,完善议案决策方式、严格选任程序、实现检察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制度和任职期限制度,加强业务考核和建立监督机制等几方面加强检察委员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