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 32个国家 (地区 )为样本 ,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 ,分析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 ,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结果表明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 ,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流动的趋势。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流量和区位分布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和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引力模型求出样本国家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系数 ,并用引力系数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基于“亚非拉”国家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56个亚非拉国家为样本,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分别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东道国基础设施和资源、东道国治理基础3个层面分析其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耗、劳动力资源、市场法治程度、政府效率和双边贸易关系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影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东道国基础设施情况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缺乏显著性。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文章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特点及其成因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环境因素。文章在对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韩国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环境。因此,必须准确定位投资类型,加强事前研究并接受适当的前期辅导,以便进行风险预判,防范可能遭遇的投资风险。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制度环境、行业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来自中国2003～2012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中国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建立修正的引力模型,将东道国制度环境从3个维度分解:经济制度因子、政治制度因子和法律制度因子,分别探究其对中国4个不同行业即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的显著性影响并探讨中国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进而提出针对不同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益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中国不同行业OFDI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制造业和金融业与经济制度因子存在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应侧重分析东道国的经济制度,以发挥最大区位优势;批发和零售业与法律制度因子存在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国公司应将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科学技术/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与政治制度因子之间存在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行业企业应重点关注政治制度的促进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外研究显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寻求动机,而且普遍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处于相对空白。本文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从东道国的创新能力、国际技术传递渠道和中国的消化吸收能力3个方面归纳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10个影响因素,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并运用辅助分析手段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真实汇率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负相关,而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很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寻求逆向技术溢出主要还是企业的要求和行为。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规划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FDI流量流向决定的一般性模型,将影响投资决策的母国和东道国双方区位因素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模型同时分析了投资流向选择和流量选择,并证明这两种选择具有一致性。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1)作为投资母国的政府应构建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核心竞争力,了解投资国区位因素及其子因素的特点;(2)作为东道国,应为投资制定稳定开放的政策,创造宽松灵活的软环境,提高服务水平。     

FDI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

选取35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市场、双边贸易、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但两者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同时,我国对出口及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也较为敏感。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我国呈负弹性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少。     

东道国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研究东道国执政党换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存在的政治条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障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路径。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发展假设,运用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和107个国家执政党换届及政权体制的信息,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执政党换届显著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东道国执政党换届对直接投资的负作用在西方民主化程度高、法治水平较高和否决者制衡较弱的东道国更显著。文章首次为探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分析结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program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gions of Russia

The article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programs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use of the program approach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budgets at all levels. The problem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program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the Baikal Reg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rctic Zo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p to 2020” have been considered.     

Possibilities of rapid renewal of active part of fixed assets of branches of industry

The current state of reproduction of the active part of industrial fixed assets is considered, capabilities of increasing the output of domestic investment engineering products are studied, constraints for such an increase are defined, and approaches to rapid renewal of the active part of fixed assets of branches of industry without increasing the volume of imported equipment purchases are suggested.     

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为了给中国入世后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我们应该深入研究TRIPS协定的有关规定，使我国尽快地建立起与WTO全面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票据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票据诈骗罪构成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害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又妨碍了金融票据的正常流通和使用，侵犯了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以作废、无效票据等非法票据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关于本罪客观方面主要论述了五种行为：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的；签发空头支票或与其预留印签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该罪的成立对犯罪主体没有特别要求，后于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分析了行为人直接故意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中国企业网络经济的发展模式

网络经济的实质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 ,网上交易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经济活动成本 ,还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我国企业发展网络经济 ,就必须在交易模式、分工制度、组织制度、流通制度、金融服务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 ,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经济新模式     

后现代背景下法律的科学性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广泛的文化思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法理学，无论是主流的权利与原则法学，法律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学，种族批判法学和法律和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可以说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的基本的特征，后现代法律理论的基本视角与后现代思潮关于理性得态度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是质疑法律的合法性根据，进而使其非中心化，非普遍化，非确定化和相对化。     

数字地籍测量精度的讨论及控制方法

<正> 数字测量将图纸精度转变为数字精度,这的确是一次质的飞跃,采集来的数据精度在后处理上不会产生任何损失,这样测量的精度控制只能在仪器的选择及外业作业水平上下工夫。     

中国孝文化的现代思考

悠悠华夏,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孝道是被人们推崇与奉行的事亲奉上的传统美德。孝文化是千年来的立国精神,是健全家庭组织的基本要素,更是完善人格的奠基石。在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的中国,我们重视孝道,唤醒世人之本性,对家庭幸福、社会安宁和谐,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研究介绍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十分复杂，以往的献普遍地将盈余管理视为机会主义行为，近期的研究发现了盈余管理的其他一些动机，比较典型的有降低的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即使不存在委托一代理问题，仍然可能存在基于其他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这意味着，这些非机会主义动机会加剧上高龄的盈余管理。     

中国股市长记忆性的实证分析

股票市场收益率的长记忆特征对于系统非线性结构的确定以及市场有效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上海和深圳的日收益序列,采用非线性R／S方法来检验收益序列的长记忆特征,并用ARFIMA模型对收益率序列的长记忆性做了进一步判断,根据分段分析的结果,得出中国股市渐进趋于有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