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文化中的"儒家命题"探析

在文化研究、特别是世界跨文化比较思潮中，儒家管理文化锋芒渐露、迅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表明，新儒学文化的发展对于东方管理文化价值观的崛起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必然内在要求与主要组成部分。以儒家管理文化的国际性历史比较为研究视域，本文尝试分析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对于管理文化理论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继承、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等重要关系问题的有关思想．以揭示管理文化中的“东方改制”及其作为核心论旨的“儒家命题”之当代意义。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本文旨在探究儒家的当代新外王之进路。为此,本文依据历史论证了儒家之为中华性之本,进而对华夏治理之道的历史实现形态略作探讨,揭示了封建制和董仲舒等汉儒推动实现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宪政主义性质,以及儒家的民生主义取向和其制度原理,并据此指出,儒家是宪政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是一个圆融而自洽的整体治理规划。     

浅议儒家的经济公正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经济公正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所追求和崇尚的重要理念之一,在其中庸之道及大同理念中他们对经济公正的内容做出了具体的阐释,而且对于如何实现经济公正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儒家的经济公正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对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意义。     

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

先秦儒家特别注重道德教育，本文阐明了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以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并就其对现实的意义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儒家始祖形象的三种形态及其意义

传统儒家从未停止对事物根源与本质的探索。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始"之字义常常兼具逻辑上的原初性与价值上的根本性。始祖作为生民存续之始和人道的开端,其形象隐含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关联着儒家思想与制度的核心。本文分别从感生之祖、始封之祖、生民之祖三种形态出发,追溯始祖形象的特点,并试图通过这一讨论来理解儒家家国建构的不同模式及其基础。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实生活的关系笔谈：从“公共精神”看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

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和出路，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对于儒家伦理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如何能够真正融入现实生活，理论界见仁见智。我们为此专门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编者按]     

中国儒家“义利”观探析

中国儒家义利观历经几千年的流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和体系，其中虽有极端思想，但亦不乏存在某些积极的、具有良好社会价值的义利观。梳理历代中国儒家义利观，探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主要观点，对于调节当今人们的求利行为和塑造社会道德准则方面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先秦儒家的理想经济世界--综论孔子、孟子、荀子的经济思想

“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为先秦思想家们提供了丰厚的成长土壤，从宏观角度审视先秦儒家的经济理论主张，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从春秋战国时期制度变迁的社会背景出发，指出历史赋予思想家们的主要任务，接着从纵向角度分析了孔子、孟子、荀子的经济思想。笔认为，孔子、孟子、荀子分别从价值观、制度纲领、哲学基础和制度的具体设计方面，系统建立起儒家完整的封建社会经济运行的理想框架，他们共同构建的“经济世界”代表了儒家经济思想的最高水平。     

儒家管理理念浅析

儒家强调对领导和自身的修为，不提倡以法家的方式进行管理。儒家和法家的管理方式各有优劣，既不能完全以德进行管理，也不能完全按照法家管理，两者相结合的管理是现在科学管理的发展方向。但同时要区分儒法芳用下的管理与单纯的儒家、法家管理的区别。这种新的管理理念应该成为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     

儒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和出路,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对于儒家伦理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如何能够真正融入现实生活,理论界见仁见智。我们为此专门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儒家饮食养生观及其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启示

儒家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饮食养生思想,其饮食观与儒家的仁爱、中庸、礼仪等思想融合。四川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为其形成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奠定了基础。四川饮食文化要塑造并维护其国际品牌形象,需在理念上下足功夫。回顾传统,儒家饮食养生理念无疑会给四川饮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为四川饮食文化健康持续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儒家伦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逻辑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既有文献见仁见智。本文的分析表明，儒家伦理起初内生于保证家庭组织运行效率的实际需要，而后长期充当国家与个人的调适角色，促成了家族制与官僚制的制度妥协，并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制度基础，汉唐盛世便奠基其上。中国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要害是政府因素与其他市场因素能否达成制度均衡，儒家伦理的作用自当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儒家伦理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完成了商业转向，具有了丰富的市场涵义，加上东亚经济奇迹佐证凿凿．因此其对市场经济发展有利无害当成定论。本文的讨论发现，儒家伦理的宏观功能与微观功能存在内在冲突。它在宏观上具有很高的财富门槛与道德条件，但却疏于微观层面的财富创造，因此，既有经济改革过程注重汲取基于新教伦理的欧美制度优势以促进财富积累，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进程缺乏稳定性与包容性，极易导致财富与道德的偏离，而儒家伦理恰好具有纠正此种偏离的比较优势。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衔接”在所难免。本文的结论是，财富积累长期疏离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面对日益凸显的深层社会经济矛盾．唯一正确的制度选择是使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重返中国本土的文化基础。     

论儒家民本观对图书馆管理的意义

儒家民本观的“贵人贱神”思想启示我们在图书馆管理活动中要尊重客观规律，反对宿命论；儒家民本观的“民贵君轻”思想有助于明确图书馆管理工作人员的主体地位；儒家民本观的“重和轻乱”思想对于培育协调一致的图书馆互动关系有启示作用；儒家民本观“贵群体轻个体”的思想有助于认识图书馆团队精神塑造的意义与途径。     

儒家伦理教育的同情性反思

儒家伦理教育的同情性反思的原则儒家伦理教育的同情性反思的原则是在与批判性反思相区别中凸现的。区别的关键是从批判转变为同情。因此，其原则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１、儒家伦理教育的同情性反思必须具有“了解之同情”。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之，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１］。在些基础之上，“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２］对此，冯友兰先生有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官僚查案报告中常有‘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语。…     

礼治 德治 人治——试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礼治”、“德治”、“人治”。这三者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不可分割。同时，儒家法律思想也不排除法治。     

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

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刘宏章，唐镜一、＂道之以德＂的＂善教＂、＂治心＂原则与企业职工道德精神的塑造问题企业文化与儒家＂道之以德＂和＂善教＂、＂治心＂原则的德治管理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相通的。儒家的管理控制理论，其着眼点主要的是对人的控...     

儒家的财富讲究

一扯到儒学，吵吵闹闹的东西就特别多。 孔子说过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世不少人由此认为，这是强调重义轻利．儒家不重视财富，更反对人们对财富的一昧追求。紧接着又有人说：不对，儒家最重视财富，何以为证？孔了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建立涵纳儒家伦理的伦理生态

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和出路,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对于儒家伦理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如何能够真正融入现实生活,理论界见仁见智。我们为此专门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全球化局面下儒家伦理的命运和出路

五四运动以来，儒家伦理遭遇了严重挑战。特别在今天全球化局面下，儒家道德体系几乎全线崩溃。笔者从儒家伦理演变的过程出发．总结了近现代中国学者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的反思和探索，并时全球化局面下儒家的命运和出路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