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创新:非研发创新研究述评及展望

非研发创新一直以来被传统的创新研究所忽视,由此导致了企业在战略制定以及政府在创新政策支持上长期忽略其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非研发创新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绩效都具有重大影响。首先介绍了非研发创新的概念与内涵,分析了非研发创新是企业创新的主要途径;其次,对非研发创新的多样化模式以及非研发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最后,分析了已有非研发创新的研究缺口,并对非研发创新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技术研发、人力资本与5G概念上市公司科技创新发展

对5G概念板块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以2010—201 7年60家中国主板上市的5G概念板块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5G概念板块上市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对公司的技术创新皆有积极影响,同时5G概念板块上市公司对科技创新异质性明显。提出5G概念板块上市公司在保证扩充人力资本和扩大研发投入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特色注重多元化科技创新发展等对策。     

战略导向、创新能力禀赋与国际化研发强度__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从影响我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内生性要素出发,分析了其当前战略中市场导向性和技术导向性与国际化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并从资源角度探讨了企业创新能力禀赋的中介传导作用。在此基础上,以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目录中建有海外研发机构的25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泊松回归对理论分析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存在显著国际化研发战略意图的我国企业来说,其当前战略的市场导向性对国际化研发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战略的技术导向性对国际化研发具有显著的激发作用;创新能力禀赋对国际化研发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战略的技术导向性影响国际化研发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传导作用。因此,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要,树立创新为本的战略导向,构建创新发展理念和创新文化传承,强化创新资源和能力的持续积累是我国企业推进国际化研发战略的重要手段。     

政府资助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仍属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为提升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加大对其创新研发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对帮助其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深市中小板上市企业中筛选出了471家企业在2014—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政府资助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的资助政策在整体上对科技研发投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创新研发的产出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对科技研发人员进行投入才能给创新产出带来积极影响.因而,政府资助应该着重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投入.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沟通行为对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知识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企业发展和创新的源泉与重要资源。研发团队沟通行为是影响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对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社会认同、知识共享等理论为基础,以知识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沟通行为与自主创新绩效的关系,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288份有效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团队合作性沟通对团队产品创新绩效和工艺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研发团队竞争性沟通和回避性沟通对团队产品创新绩效和工艺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知识吸收能力在研发团队合作性沟通、竞争性沟通与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显著中介作用,但是在研发团队回避性沟通对自主创新绩效影响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论为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自主创新绩效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路径,对企业提高知识共享与创新能力,开展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启示。     

内外部知识源化、非研发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

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转型过程中,正确选择技术创新路径对创新转型至关重要。在考察高技术产业开展内、外部知识源化和非研发创新路径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探讨2008-2014年高技术产业内外部知识源化、非研发和创新绩效的空间相关性及分布结构,并将地理空间因素纳入多种创新路径驱动创新绩效机理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实证考察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外部知识源化与非研发投入所占比重远远小于内部知识源化,技术创新路径非均衡性发展特点显著;高技术产业内外部知识源化、非研发与创新绩效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内外部知识源化、非研发与创新绩效一定程度上呈现为相似值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分化态势,相邻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高技术产业外部知识源化对创新绩效起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内部知识源化和非研发规模对创新绩效分别呈现微弱的正向和负向影响,没有充分发挥促进效应。     

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部研发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不够。从外部研发需通过内部组织发挥作用这一思路出发,以组织正式化和创新激励政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中国5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调节检验，对4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励政策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正式化对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高激励能够减少组织正式化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该研究部分解释了外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高技术服务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效率评价

构建了高技术服务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0—2011年我国高技术服务业7个细分行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活动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2010—2011年我国高技术服务业7个细分行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比较了各细分行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差异,并分析其原因。进而利用理想点模型,对2010—2011年我国高技术服务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了排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技术服务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总体良好,但行业差异较大。最后,提出促进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医药制造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与对策

医药制造业一直是我国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关键性产业,具有高资源投入、高科技创新水平、高经济社会效益等特点。基于我国医药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及研发投入产出效率,根据1996-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全国医药制造业研发经费产出弹性进行测算,根据计算结果对各省市医药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梯次划分,探寻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现状与规律,提出我国医药制造业创新发展对策。     

我国医药制造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与对策——基于医药制造业Panal Date的实证研究

医药制造业一直是我国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关键性产业,具有高资源投入、高科技创新水平、高经济社会效益等特点。基于我国医药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及研发投入产出效率,根据1996-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全国医药制造业研发经费产出弹性进行测算,根据计算结果对各省市医药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梯次划分,探寻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现状与规律,提出我国医药制造业创新发展对策。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 推动科技发展

尽管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德国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动下,2009年德国科技发展呈现出：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创新能力保持领先、创新创业环境持续改善、科技有力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并在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海洋技术、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环境与节能减排等多个重要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对火力发电技术替代的实证研究——基于LVC模型

选取1994—20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火力发电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并利用参数灰色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和火力发电技术之间的替代关系。结果显示:火力发电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具有互相促进作用,体现为两类发电技术的装机容量同向变动,两者间的长期作用表现为产生互惠效果;从现有技术水平的角度分析,当火力发电技术占主导地位时,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并不会取而代之。     

低碳经济下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减少对化石等高碳型能源的需求,增加对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低碳型能源的生产与消费,促使经济发展方式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分析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为:提高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水平;组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协调机构,建立统一管理的协调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与法规。     

纽约州创新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

2013年,纽约州在技术创新指标方面再次蝉联美国"商业强州排行榜"的榜首。纽约州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领先,反映出纽约州政府近年来为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集聚产学研金资源所出台各项措施的有效性。纽约州的纳米与信息电子、生命科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是纽约州大力发展的新兴与支柱产业,是其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三大引擎。通过深入分析,总结出纽约州在上述领域持续创新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充分利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以核心技术为平台,促进多领域的创新研究,加速技术商业化;创新机制,大力促进民间资本投资;有针对性地实施税收优惠及激励政策等。     

英国和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激励政策和实施效果的比较

英国和德国都是国际上控制气候变化和开发可替代能源的积极倡导者,但目前,两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截至2012年,英国和德国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分别为4.1%和12.6%;可再生能源的总装机容量分别为15538和76017MW。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两国不同的能源政策造成的,英国采取的是类似配额制的可再生能源义务令制度,而德国采用的是固定上网电价机制。事实证明,德国的入网电价体系优于英国的可再生能源义务令,因为它在一定时期内能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商提供稳定的回报。英国尽管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落后于德国,但英国自然条件优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巨大,加上政府的积极努力,英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有望得到较大改观。     

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走向及思考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能源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是：必须尽快提出低碳经济战略,建立起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等。     

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挑战及其启示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能源供应安全的共同选择。近年来,德国通过建设高度灵活的电力系统、推动电力与热力行业的深度融合、大力提高能效等方式,向低碳能源结构的转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德国能源转型也面临着成本高昂、市场体制机制不适应、整体政策不协调等挑战。我国正在实施从以煤为主到多元发展的能源结构调整,借鉴德国的经验和教训,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处理好清洁、经济、可靠三者的关系;加强制度设计,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在未来电力市场建设中,在保存能源市场的同时增添容量市场,为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撑服务。     

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理性增长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生态经济哲学为研究逻辑,认为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战略协同机制。构建了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框架,认为能源技术创新的能源效率系统与能源消费系统是构成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子系统,必须整合两者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机制才利于能源经济系统的良好运行。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政策建议。     

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的成长过程分析

本文在明确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的成长过程，并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阶段、农村能源产业的成长过程、可再生能源技术商业化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     

Berlin’s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grid: an urban energy transition in a national regulatory context

Germany has set ambitious targets to transform its energy system from being based on fossil fuels and nuclear to renewable energies, requiring electricity grids to be upgraded. As a result there is significant public pressure in some German cities to exert greater local control over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infrastructure. A case study approach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contestations around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of Berlin’s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grid. Actors at the local level perceive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supporting liberalised energy markets as not designed to adapt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grids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Energiewende (energy turn) and to be instead hampering investment, innovation and the involvement of local actors. By analysing politics of grid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and emerging tensions between a nat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more locally bounded energy system visions,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merging academic debate on urban energy trans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