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与 就业增长间数量关系解释

本文尝试解释为何中国就业变化和经济增长间数量关系并不稳定,两个问题将被处理：（1）就业数据是否有偏误;（2）一些中国特有的影响因素在就业和增长关系间是否有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1）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增加就业数据大致可靠;（2）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显著拉动作用,也就是说使用另一种表达的奥肯定律得到论证;（3）国有经济部门在就业和增长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并且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影响有对称性。     

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1)在1978—2002年的长周期样本中,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2)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资本—劳动比和TFP的提高,进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影响逐步消失;(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变特征"源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模式的变化。     

地方政府专项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

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剧,也使地方政府专项债被赋予了扩投资和稳经济的重要角色。本文运用201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专项债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即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当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超过一定值时,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的提高则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2)地方政府专项债有助于强化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对地方科技创新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对社会保障及就业投资和节能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

基于2003—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分别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的关系,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呈现倒"U"型关系形态,只有北京、天津和上海跨过拐点,取得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存在正相关关系;(2)综合考虑两者对工业用水的影响,与单独考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因素相比,产业结构因素会延缓工业用水下降时点的到来,而经济增长会弱化产业结构因素对工业用水增加的压力;(3)环境保护要求、工业内部结构、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虚拟水战略"也是工业用水下降的影响因素。     

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

本文针对近期中国出口波动幅度增加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出现"过度反应"的事实,利用中国对59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以及出口目标国的宏观经济变量,研究了外部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波动的数量关系和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从数量关系上来看,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的量级在短期内要远远大于传统上所考虑的供给、需求以及汇率因素所产生的影响;(2)使用灾难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表明,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存在着稳定的负向因果关系;(3)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这些发现意味着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经济环境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之选,而企业要着力对未来的需求形成科学有效的预判,以期对冲不确定性对出口增长的影响。     

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基于中国房地产业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1997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当期对就业增长产生较强的正向效应;(2)以后各期既产生正向效应,也产生负向效应,总体上来看正向效应较强,显示出较高的间接供给效应;(3)从长期来看,其影响效应近似呈U形特征,在第4或第5期影响效应最小。此结论与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现状相吻合。     

地区差距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一个结构分析

地区差距是否如许多学者所说是中国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障碍,本文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给出否定答案.该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是:(1)中国的地区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因此,针对地区差距展开的宏观调控仅能改善社会公平;(2)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收入问题滞后会削弱资本推动力,减慢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力和资本投入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是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真正可能的障碍;针对这些领域展开的宏观调控将改善资本效率,释放潜在经济增长能力.     

老龄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重大社会问题,高速发展的老龄趋势必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采用2002—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2012、2014、2016年CFPS数据,研究老龄化、人力资本变化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由老龄化引致的人力资本变动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重影响,其中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增长,而健康人力投资的上升会抑制增长,因此需要继续增加教育投入并优化养老成本支出;(2)社会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效应正由积极转向消极,缩小财政公共支出规模并加大公共教育支出比重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3)在家庭部门中,养老负担对子辈投资的挤出效应超出“养儿防老”理念下增加的子女教育支出,即老龄化加深会降低家庭教育投资。本文结论意味着,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是现阶段实现经济增长跨越的有效手段。     

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经济增长与非农就业以及经济增长与各产业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回答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通过经济增长是否能够促进就业、促进就业的有效程序为多大、如何提高经济增长在促进就业方面的持续有效性问题。     

中国股市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沪市股价指数变动率和工业生产增长率作为研究变量 ,运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实证地分析了我国股市波动与实体经济变动的关系 ,得到以下结论 :(1 )与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 ,我国股市的股价指数与工业生产指数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 )在 1 992 .1 1 - 2 0 0 2 .6的完整检验期间内的检验显示我国股市波动不能预先反映经济的增长 ;但在子期间 1 997.6 - 2 0 0 2 .6内我国股市已经可以比较显著地预先反映经济增长 ;(3)股市作为一个领先指标其变化可以作为制定未来经济政策的参考。     

人力资本、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29个省区1990—2006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最新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表现出鲜明的空间相关性,多数省区位于高-高和低-低类型区;(2)人力资本作为知识和技术进步的载体,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加入空间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依然呈现鲜明的条件收敛特征。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之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效应

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受人民币名义汇率、通货膨胀、国际间贸易等因素综合作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存在着显著波动,并且它的变动与产出的变化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本文试图寻找出潜在于两者关系中的可能性因素:(1)产出到实际有效汇率的逆向因果关系;(2)涉及第三因素的伪相关;(3)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扩张性贬值——长期与短期的均衡关系。通过建立一系列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可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具有紧缩性,但影响是短期的;长期,随着经济的增长,有效汇率有上升的趋势。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力的就业增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要小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FDI规模扩大对就业具有直接的创造效应,但对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3)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与世界经济增长和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与FDI只有较弱的相关性;(4)FDI对于内资企业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的溢出效应不大。     

结构变迁、工资差异与经济增长——基于75个国家和地区1978—2007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1978-2007年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跨国数据探讨结构变化的增长效应,通过扩展MRW(1992)模型得出结构变化与部门间工资比的关系,并着重考察结构变化和工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部门间劳动边际产出存在差异时,劳动的重新配置有助于经济增长。(2)结构变化率和工资差异与经济增长正相关。(3)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结构变化的增长效应最大,物质资本的影响次之;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最大,结构变化的影响不显著。     

对外开放、基础设施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国际贸易和FDI因素的对外开放指标和综合考察4类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规模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28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以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基础设施规模、对外开放与省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基础设施规模是否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都显著地促进了省区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每提高1%,将导致人均实际GDP提高0.379%和0.251%;基础设施规模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基础设施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偏效应明显地高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最后从动态过程看,对外开放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而基础设施规模对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     

从投入产出视角看中国能耗加速增长现象

本文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对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加速增长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1987—2007年间,中间产品投入结构变化和经济规模扩大是导致中国能源消费近年来加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在行业层面上,我国能耗加速增长主要与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近年来迅速发展有关;(3)不同最终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对于能源依赖程度不同,中国经济依存结构变化在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导致能源消费近年来出现加速增长现象。     

亲子利他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2008-2011年四年间的数据,考察了父母的亲子利他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父母的亲子利他性表现出明显地与后天经济状况相关的社会利他性倾向。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父母的亲子利他性程度越强;(2)利他性程度与社会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公共补贴负相关;(3)在利他性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和抑制物质资本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济增长效应中,负增长效应居于主导地位。     

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人口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全球126个国家空间面板数据的证据:1992—2012

考虑到空间自相关在人口分布和经济增长中存在的普遍性,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地区溢出模型,在理论上纳入空间因素,在实证上应用消除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人口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有:(1)空间自相关检验显示,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2)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证实人口分布对经济增长既有集聚效应也有拥挤效应,理论上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3)通过全球126个国家1992—2012年空间面板数据验证了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倒"U"型的关系。(4)本文弥补了既有研究缺乏空间视角、忽视空间自相关性而结论有失严谨的不足;未来相关研究中,应该多加考虑空间计量方法,发挥地理和空间视角的优势。     

宏观分析新范式下的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兼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与在险增长

本文通过在险增长模型将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从当期风险概率分布及跨期风险替代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环境(风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大量基础指标合成的金融条件和宏观金融脆弱性指数反映中国宏观金融的周期性特征。在险增长经验结果显示:(1)金融环境偏紧和宏观金融脆弱性上升都会对经济增长都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2)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应对及始于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表明,宽松(收紧)政策虽然促进(抑制)短期经济增长,但会抑制(促进)长期增长潜力;(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效果主要体现在短期,长期影响较小。这意味着,面临当前疫情冲击,必须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