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统筹医疗保险体系的财政承受能力研究

政府对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的承受能力,是制约我国医疗保险体系统筹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在对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进行预测的基础上,运用代际核算方法分析了我国统筹医疗保险对财政体系负担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如果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太大压力.如果“城职保”、“城居保”和“新农合”完全统筹,“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缴费将大幅增加,会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待遇达到“城职保”水平,则“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缴费需要提高到676.8元,政府的负担才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文章认为先统筹“城居保”和“新农合”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因为随着“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缴费能力的上升,如果将“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缴费提高8倍左右,并把“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待遇提高到“城职保”水平也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我国城乡大病保险的财政承受能力研究

资金压力是当前影响我国政府开展大病保险的关键。文章在对"城居保"和"新农合"基金收支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利用代际核算体系分析城乡大病保险的不同筹资方案对财政负担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如果政府筹资和个人缴费只按照生产率增长率增长,"城居保"和"新农合"的基金结余将无法使大病保险持续;为此,如果不额外增加政府负担,就有必要提高个人缴费。然而,为了不大幅度提高个人缴费,大病保险应该暂时只针对未补偿的住院费用进行报销。如果对未补偿住院费用的50%进行报销,又欲利用"新农合"和"城居保"的基金解决资金问题;那么,2015年将"城居保"的个人缴费提高到185元至270元之间,"新农合"的个人缴费提高到150元至220元之间,大病保险就可以持续。     

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思路

本文从参保对象、缴费办法、医疗保险待遇、基金管理及政策执行等五方面,对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农民工医保方案进行评述。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医疗保障项目与农民工实际需求脱节;城镇医疗服务供给与农民工需求不匹配;农民工老年医疗保障存在政策缺失。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需要从弹性医保制度的建立、农民工医疗服务体系的健全及农民工老年最低缴费年限的合理设置着手。     

基于企业、个人和政府三方视角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率研究

本文从企业、农民工和政府三个方面入手,分别分析了在不影响企业合理利润,不影响农民工赡养抚养义务、基本消费需求以及不影响政府大额财政支出的前提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率.本文认为18%-20%的缴费率是在这些大前提下的一个合理的缴费水平.     

基于企业、个人和政府三方视角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率研究

本文从企业、农民工和政府三个方面入手，分别分析了在不影响企业合理利润，不影响农民工赡养抚养义务、基本消费需求以及不影响政府大额财政支出的前提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率。本文认为18％-20％的缴费率是在这些大前提下的一个合理的缴费水平。     

返乡农民工养老保险多层次方案探析

目前全国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形成,农民工亦工亦农身份使其面临不同养老保险制度选择,除了极少数具明确城镇定居意向农民工外,其它绝大多数都存在返乡务农的可能。文章认为:对于短暂回乡型农民工,可采取"停保"或"自费续保"方式以保持其账户基金及缴费年限完整;对于明确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基于他们最终的农民身份,适于进入不同费率档次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从长远来看,规范退保制度、促进适应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农民工养老权益保障获得的前提。     

合肥市、芜湖市农民工社会保障调查及其解决思路分析

在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安徽省合肥市与芜湖市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指出农民工内部差异较大,对社会保障需求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分析两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分步实施、分类保障,逐步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纳入同一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分类保障"指出部分农民工现在可以纳入到现有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另部分农民工不应该办理养老保险但应有大病与工伤保险,部分农民工暂时可以不要任何保障。"分步实施"指出中央政府首先实施分类保障,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低缴费率的社会统筹,并最终将全部农民工纳入到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     

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财政体系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代际核算方法的模拟分析

文章利用Auerbach等(1991)提出的代际核算方法,基于符合国情的参数假设,分析了各种"新农保"方案对财政体系可持续性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按照目前方案建立"新农保"体系并不会给政府增加太多负担,"新农保"覆盖面扩大的快慢对财政体系的负担基本也没有影响。由于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目前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计息,政府承担的个人账户长寿风险非常有限。"新农保"体系带给政府的主要财政负担来自全额负担基础养老金,如果政府把全国的基础养老金都提高至上海市每月135元的水平,给政府增加的负担不会过多。因此,政府可以加快"新农保"覆盖面扩大的速度,并在现有的财力水平下把全国农村的基础养老金都提高至上海市的水平,但是提高幅度不宜进一步加大。     

企业年金缴费率和替代率测算——基于不同类型企业缴费能力的实证分析

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究竟能够负担多高的企业年金缴费是年金制度得以推广的关键所在。鉴于各类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利润水平存在差异,本文按企业经济类型对企业进行分类,分别考察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的缴费能力,并结合职工个人的缴费负担能力,从供给视角对企业和职工个人能够负担的企业年金缴费率和所能达到的目标替代率进行测算,以期根据测算及实证结果为企业逐步推行企业年金制度提供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在现有的社保缴费压力下已经不堪重负,而外资、股份制企业具有较强的缴费能力,部分国有企业可以优先建立企业年金计划。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能否改善农民工的相对不平等

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7年数据,分析在全民医保背景下,不考虑重复参保时参加不同基本医疗保险对Kakwani指数测度的农民工相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城职保、城居保显著改善了农民工的相对不平等,而新农合则加剧了农民工的相对不平等.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和PSM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采用分位数回归、替换关键被解释变量,并分不同群体、流动范围分析之后,城职保和新农合的影响作用依然稳健,而城居保在部分模型中不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新农合仅扩大了低收入农民工的相对不平等,城职保仅改善了低收入农民工的相对不平等,而城居保对高收入、低收入农民工的相对不平等均存在改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医疗制度的受益公平性(医疗服务利用、医疗费用报销比)存在差异,城职保的受益公平性好于城居保和新农合,而城居保的受益公平性又略好于新农合.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在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下,可以通过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或养老金计发办法来影响参保人一生中的养老金纯受益,从而实现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别估计城镇参保职工在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和2005年最新养老保险制度下的终生养老金纯受益,并以此从代际间和代际内的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分析表明:在1997年的改革方案下改革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逆向收入转移效果得到改善;但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2002年时40岁以上的群体中存在较明显的逆向收入转移倾向。另一方面,从代际分配来看,1997年改革方案的代际不平衡大于2005年改革方案;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都有所提高,但这是以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和养老金计发办法不变,养老财政收支能维持平衡以及参保人在整个工作期间按规定缴费为前提的。     

农民工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权益,如果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人们会认为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没有得到保护,这时需要政府维护他们的利益,为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社会保障中还需要履行缴费的义务,这个义务由谁来承担,是政府承担,还是企业承担,还是农民工自己承担？如果缴费实际上是农民工承担,     

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问题探究

随着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劳动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优胜劣汰,农民工将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以及失业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的农民工失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做一个简单地分析,阐释了农民工对失业保险制度的需求,通过分析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目前,我国对农民工失业保险实行"一刀切"的制度,势必会造成农民工社会福利损失,所以应该建立农民工失业保险选择制度,笔者认为建立梯度缴费率和有差别的失业保险支付待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农民工选择的范围,提高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待遇,有利于促进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失业保险缴费与待遇的统一。     

企业年金目标替代率和缴费率的测算——基于不同群体的研究

考虑到"中人"、"新人"养老政策的不同及性别、退休年龄和工资收入的差异,可以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的人群细化为不同群体,构建了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和企业年金缴费替代率精算平衡模型.利用保险精算技术分别对其目标替代率和缴费率进行测定,研究表明:"中人"、"新人"养老政策的不同、性别和退休年龄的差异及工资收入的高低对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和所需的缴费率有重要影响.     

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

作为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部分,过重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直接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参保意愿和缴费水平.这使得工业企业缴费水平可能低于政策缴费率,也导致不同企业之间实际缴费率存在差异,而且社会保险缴费可能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的负担.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内在动机,而且有助于社会保险征收制度的顶层设计,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文章尝试研究这些问题,基于利润最大化框架,系统考察了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逻辑关系.理论分析表明,给定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具有改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财务困境风险的双重作用,最优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应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再就业搜寻成本和工资构成中的解雇风险补偿下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引致的边际成本越小,均衡状态的最优社保缴费比例趋于向上调整.文章以行业就业容量衡量劳动力市场规模的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规模增加会显著提升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并集中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而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高失业成本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凸显.进一步,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提升会显著降低其经营绩效,即成本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强调,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行为内生于所处的行业环境,在政策调整时需要加以考虑.     

生存理性、拐杖收入逻辑与农民工返乡——基于天津农户调研的思考

我国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金融海啸则使其更加凸显.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仅凭短期现象就得出结论.笔者梳理了农民工变迁历程,试图建立现行农村社会制度和渐进改革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讨论解决思路.结果表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维持家庭延续始终是小农最大的资金压力,农民工务工收入是支撑农户农村社会生活的"拐杖".从长期来看,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国家产业结构、改造农民工人力资本.     

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现实困境及政策选择——一个人力资本分析视角

面对许多城镇包括一些大城市推出的宽松入户政策,广大农民工反应较为冷淡,其背后主要是基于对城镇户口与乡村户口附带利益大小的比较。农民工发觉入户城镇将首先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就业压力及孩子教育压力,而且看不到目前城镇户口曾经附有的诸多显性福利待遇,相反,农村户口所附带的田产以及能享受到的国家系列优惠,令他们做出愿意退守乡村而不宜长期定居城镇的决策。其实,根据中国城镇化趋势及城镇发展对人力资本等要素集聚需求,绝大部分农民工将以人力资本要素形式参与城镇建设而向城镇集聚最终成为城镇居民,他们目前最担忧的是自身人力资本严重不足,以致无法进入城镇主流劳动力要素市场,因而缺乏在城镇可持续生活支撑能力。为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进程、吸纳更多农民工落户城镇以真正提高我国城镇化率的速度与质量,眼下最迫切、有效的政策选择是如何培育与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     

动态预算约束下农民工弹性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

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工非农群体,本文认为目前把农民工纳入全社会统筹养老保障体系是不现实的,在过渡时期必须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区别对待。政府在确定农民工养老保障的政策变量时,应当从以下方面综合考虑。第一,农民工的缴费率与农民工收入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第二,农民工的流动性与社会统筹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提出了在动态约束下的农民工弹性养老保障制度的构想,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简单的模拟分析说明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中国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测度体系

坚持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发展道路,加快医疗保障由数量上的增长转向质量上的提升,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人口结构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制度发展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是推动医疗保障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力。文章结合新时代中国医疗保障发展定位和价值追求,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企业层面和宏观政府层面阐述了中国医疗保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从个体、企业和政府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医疗保障质量测度体系。文章认为,中国医疗保障质量的提升在于以下三个层面：在微观个体层面要不断提高居民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增强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加强精神保障;在中观企业层面要进一步降低医保缴费率,调整并优化医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之间的转嫁关系;在宏观政府层面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资源供给质量,调整并优化城乡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和改善医保基金收支关系。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出发,通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公平性和制度设计的思考,强调农民工社会保障构建的必要性和探索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中的可行性。在目前还不具备建立一元社会保障制度——且一元社会保障在差别社会未必是公平社会保障模式的情况下,应构建以长期目标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的,以"底线保障"为基础的,柔性过渡的分类分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