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财政透明、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典型城市构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透明、晋升激励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公众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低、对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在信息公开机制与政府会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财政透明不仅未能产生应有的问责约束效应,甚至已成为市级政府粉饰经济绩效、掩饰社会责任的工具。进一步研究发现,GDP导向的官员晋升激励会强化上述"悲观"效应。现阶段,我国应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机制,推动财政透明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由"悲观"变为"乐观";同时,优化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将社会性公共服务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正确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践行公共服务责任。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中央政府的激励机制与地方经济增长

本文以中央政府推行激励机制为背景,构造了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博弈,最终决定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地方官员面临的行政和财政激励同政治晋升激励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下,揭示出激励机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该模型可以看出,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在中央政府实行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中央政府在设计这套激励机制时,特别需要把握好激励强度的大小,只有安排好合理的激励强度,才可能实现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收支与地方官员任期——来自省级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各省份任职的党政主要领导在1994年至2012年的详细信息与省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与经济增长等绩效指标,与政府开支等工具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率与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政府收支与任期时长的关系更为复杂。结果说明,以经济绩效考核为基础的政治晋升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和财政行为,地方官员或许还面临着其它不同于经济绩效的激励和约束。这一发现契合了最近中央下发的不能简单把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唯一标准的规定,说明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官员治理和考核体系势在必行。     

地方官员激励、制度环境与要素市场扭曲*——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寻地方官员干预要素市场的动因是治理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前提,而地方官员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可能主要源于财政、晋升和寻租等方面的激励。本文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理论上分析了地方官员激励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机理,并利用中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加以检验。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寻租激励对地区要素市场都产生了显著的扭曲效应,而“入世”后的这种扭曲效应下降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地方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着差异。金融和法律环境的改善以及产权明晰程度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地方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产生的扭曲效应。本文既拓展了官员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等研究领域,又启发了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治理方向。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环境治理是否促进了地方官员晋升？——基于中国地级市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到2016年官员晋升数据与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匹配,实证考察环境治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治理促进了官员晋升;环境绩效考核和经济绩效考核并存,环境绩效在官员考核中被强化,经济绩效被弱化。从区域角度看,北方地区更强调以经济增长的方式晋升,南方地区注重以环境治理的方式晋升;相比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官员通过环境治理晋升的概率更高。从官员特征看,官员任期越长,环境治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越大;使用逆温作为工具变量,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当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和环境绩效考核的重要性、调整绩效考核比重,建立“因地制宜”的官员治理体系、建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激发官员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

本文采用1978-2006年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co integration model）,并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把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的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假设引入对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何以在促成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导致各地区在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

在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前和之后中国地区竞争模式演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考察中央-地方和地方政府-企业两个维度关系及其在中国转轨30年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变化,研究了不同时期地方政府在财政激励下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和对应的地区竞争行动。本文指出,无论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是"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都难以解释中国转轨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在工业和商住用地出让上的不同策略,并指出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中以地方政府提供低价土地、补贴性基础设施乃至放松劳工、环境保护标准吸引制造业的地区"竞次性"发展模式,不具备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环境保护上的可持续性。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 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

本文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并在这个模型里讨论了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官员的绝对绩效考核,发现在相对完美的激励实施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驱动力。然后,我们对绝对绩效评估方式进行了一些扩展,这些扩展包括相对绩效评估手段的实施考察、政府所面临的后验奖惩机制和预期、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的风险态度和晋升概率以及对于同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的区分等。依赖这些扩展,本文进一步把政府行为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的关系模型化了。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

本文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并在这个模型里讨论了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官员的绝对绩效考核,发现在相对完美的激励实施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驱动力。然后,我们对绝对绩效评估方式进行了一些扩展,这些扩展包括相对绩效评估手段的实施考察、政府所面临的后验奖惩机制和预期、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的风险态度和晋升概率以及对于同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的区分等。依赖这些扩展,本文进一步把政府行为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的关系模型化了。     

土地财政:成因·危害·纾解

近10年来,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资源相关收益来履行地方事权,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土地财政"。在现有文献中,通常把土地财政的兴起归咎于分税制改革。大量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并非土地财政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土地财政的根源,既是基层政府纾解财政困难的无奈之举,更是财政分权制度下的地方官员竞赛政治晋升的理性选择。土地财政危害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寅吃卯粮,不可持续;竭泽而渔,祸患无穷;肆意征地,严重伤农;土地财政膨胀,催生"城市化陷阱"。纾解中国现阶段的土地财政困境,必须从解决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入手,摒弃以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树立新的以人为本的政绩观;但留方寸地,付与子孙耕;设立土地收益基金,为未来留一份资本。     

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土地财政是近年来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围绕土地财政存在的原因、作用的绩效以及引发的问题都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土地财政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涉及的因素也非常多，这使得对于该问题的理论研究进展不大。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出发，以实证的方法力求客观地描述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实际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存在较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土地财政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因而在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宏观任务下，对于土地财政的管理强度就需要我们审慎定夺。     

中国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而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国外为吸引选民而进行"向下负责"的税率竞争,而呈现出"向上负责"的标尺竞争行为。本文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财政收入(税收)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验证了中国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的存在,以及竞争带来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后果。这种标尺竞争来自于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制,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激励,促使其努力地发展地方经济,其最重要的影响渠道就是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     

地方官员激励和产权保护——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对地方官员激励与企业产权保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当地市委书记的年龄小于55岁,企业所获得的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2)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对产权保护的作用在不同规模企业中具有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下,地方官员更倾向于保护大企业,而在一把手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则更倾向于保护小企业。这与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经济总量和增速有不同的边际贡献率有关,地方官员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下更关心经济总量,而在一把手晋升激励下则更关注经济增速。     

地方政府激励制度的比较分析

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和财政分成制。本文基于一个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序贯博弈的模型来研究两种激励模式的激励效果并对社会福利进行比较。当中国区域之间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以及各种外来冲击对产出的影响较大时,晋升锦标赛制不仅会遏制中国地区间的合作,而且与财政分成制相比,其引致的努力水平更低,无论从最大化中央政府效用的角度,还是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角度,晋升锦标赛制都次于财政分成制。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