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见”面试：雍正的独特用人术

清代的官员“引见”制度自清世祖时（顺治十二年）正式用于清代官制之中,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不同程度的推广,至乾隆时期基本成熟定型。按照清制,四品以下官员的任用、升迁或降职,都需要面见皇帝,亲自接受皇帝的旨意,期间需向皇帝呈上该官员的“引见单”,内容涉及籍贯、年龄、出身、做官履历等。     

略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历史地位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历来被史家津津乐道,称颂之为“康雍乾盛世”。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康熙中后期(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六十一年, 1683──1722年)为“盛世”的起步和奠基期;雍正和乾隆的前中期则是它的继续发展和颠峰期,乾隆后期(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以后),盛世已陷入停滞、并渐露衰微的迹象。本文力图论述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年)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点。     

清西湖行宫园林历史沿革与造园特色研究

西湖行宫初创于康熙，兴盛于乾隆，是清帝南巡线路上一座重要的也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行宫。西湖行宫后苑园林体现了我国古典园林成熟期的高超水平，是清代皇家行宫园林的重要例证。以西湖行宫园林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变迁脉络，论证西湖行宫的初创时间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利用古代文献和图像资料对行宫园林的变迁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认为雍正时期浙江总督李卫的圣因寺山园开发奠定了乾隆时期“西湖行宫八景”的基础，总结西湖行宫的园林特色表现在因山构园、院落结构与八景题名等方面。     

清代黔东南“苗疆”六厅人口探析

苗有几何?民又几何?民、苗又为何?由于“民苗分治”和“苗界”不入编审,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黔东南“苗疆”六厅的户口在清政府奏报中存在严重漏记。论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奏折档案及出版的汇编资料,根据清代黔东南苗疆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讨论各朝所统计的户口实质和人口数量。清代初次稽查发生于雍正年间招抚苗寨之时,雍乾起义后清查绝户田产时进行了再度稽核,乾隆朝起便不再编查苗寨居民而只编查屯堡民户,道光后又增加了对苗寨内客民的编查。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伴随着总人口和民族人口的变化,黔东南六厅,苗、屯、客等户籍身份和汉、苗民族身份混杂并存。随着这些多重身份人群杂处时对彼此生存空间的侵占所带来的矛盾,咸同苗民起义爆发,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口减损。     

清初山东东路驿站经费研究

山东东路是清代顺治年间设立的驿道,为北京至江南主要驿道之一.该驿道设置之初,财政经费安排不足,导致设驿各州县向百姓摊派徭役、钱粮,但还是无法保障驿站的稳定运行.从顺治十年到康熙十二年,山东东路各驿经费都有增添.新增驿费主要来自本省僻小驿站裁节的经费,也有一部分来自其他款项,包括正项钱粮.裁节其他州县同项经费,用作新增经费,是清初调节财政支出的通常手段.     

“闯关东”移民潮简析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出现在清代，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被当时人们认为“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①“闯关东”的由来及其规模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的状态。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人关，据估计明末清初满族人口约100万，迁入关内的达90万之多，编入汉军旗的汉人和大批奴婢也随之入关。②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为此，顺治元年（1…     

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次色瓷器变价

清代,景德镇御窑厂施行次色瓷器变价。封建官府手工业的产品长期地、大量地流入市场,引入注目。本文就此予以探讨。 一 清代,景德镇设御窑厂,烧造上供。雍正六年以前,御厂的次色瓷器,“监造之员以此项瓷器向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破损遗失,致烧成之器皿与原造之坯胎所有数目俱无从查核”,造成极大的浪费。雍正六年,唐英协理御厂后,才将次色脚货,“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内府,有可以变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者即留备赏赐”。十余年后,乾隆七年,得乾隆帝谕旨:“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对此,唐英提出异议,他在奏折中说:     

严惩贪官──顺治帝治吏的一个重要特点

严惩贪官──顺治帝治吏的一个重要特点杨洪榜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公元１６３８—１６６１）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他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治国十年，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他亲政的十年里，可以说并无重大建树，没有康熙乾隆那么多的“显绩”，但他...     

论清代鸦片战前地价和购买年

一、地价的增长大于地租的增长 清代鸦片战前百五、六十年间,购买年呈现延长趋势,这不说明地租剥削减轻,乃是地价增长大于地租增长的结果。 明代中叶地价高昂,明朝末年地价跌落,清初地价仍然很低,但此后一直持续上涨,到嘉庆年间达到高峰。这种发展变化屡见于当时人记载,并偶见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上谕,略谓“前因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据此,由顺治至康熙朝数十年间,地价增长数倍。此后田价继续上涨,下面试列举当时人有关地价的一些议论。     

清代前期“轻徭薄赋”与人民负担

史学界某些人认为清前期实施“轻徭薄赋”政策,人民负担较轻。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数端:(一) 清顺治入关后免除明代加派“三饷”;(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三) “摊丁入地”免除民间丁赋之苦;(四) 大量蠲免钱粮。虽说如此,但我认为清     

清顺治年间湖广等省兴屯始末

清代初期经过多年来军事破坏,天灾不断流行,各省户口大减,土地大片荒芜。从清政权建立开始,就感到恢复社会经济问题的紧迫,对招徕流民垦复荒地特别重视。但战争年代,垦荒只能在烽火的夹缝中进行,收效自然有限。顺治六年(1649)清廷颁布了一道关于全面垦荒的规定,经过数年,仍无多大进展,其原因除军事未定这一重大障碍外,还由于清初吏治未上轨道,以致垦政不能正常进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清廷决定另定一套屯政系统以专责成。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军费困难问题特别严重。     

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

一地租刻8jJ地生估田规模示例表1清代鹅片战争前各省地主估田示例表期}地匾主姓名…。田面拭资料来源清初湖南桂{易臃仁心都仁恩兄弟田教百顷王矍运:生) 地一队藉. 方一都唁康熙(1662一1721)江苏煞踢票系徐花学(知l部尚害)只慕灭翻热踢旧-王先报:万置膏 奇盈 士氏思 高郝孟康熙乾隆(17,6一1795)蛇隆浙江平湖既直篡怀柔瓢江苏海州(少詹事〕顷田干嘎映万顷嘉窟(1796一主820)嘉麦嘉魔嘉鹰溯南衡踢躲王先蔽:昭随:威妥要样福成:解福成:黔;“‘州粼,卷:。, 康熙‘‘东攀雄”,卷科,蔡2先 康熙‘‘东攀跺”,卷科,集2戈“哺亭然撇”,卷2。(T .F,、V…     

花县县名的来由

花县县名是怎样来的?据《广州经济年鉴》载:“因城北六公里处有一座岩石纹似菊花的菊花山,花县由此得名”。(见1983年《广州经济年鉴》442页),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花县建县于清代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建县的经过详载于清代《花县志》中。康熙二十三年广东巡抚李士桢《请立县治疏》说:“广东花山一带地方,为番禺、增城、从化交界,绵亘五百余里,历代以来向为藏奸之薮,若图净     

清代鸦片战争前国外粮食输入问题

在清代以前的进出口贸易中,基本上不存在国外粮食输入问题,即使到明朝中后期,粮食也根本不作为一类商品输入贸易。这一方面是由于粮食这种低价值、重体积及不易保藏装卸易损坏的商品,在当时极为原始的长途航海贩运中,毫无利润可言,不可能成为商人热衷于贸易的货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内粮食供求平衡,不需要外国粮食输入。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南洋得到较快的开发是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在此以前还不具备粮食输出能力,进入清代以后,尤其是到康熙中后期,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可耕荒地开垦殆尽(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下),粮食问题愈益尖锐,表现在粮食市场供求关系上是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和不断上涨,康熙四十八年(1709)谕令大学士等调查京城及江浙一带粮价上涨的原因,李光地奏:“米价之贵,盖因人民繁庶之故”,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垦荒问题谕     

清代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结构

一 康熙廿二年(1683),清王朝统一了台湾。廿三年九月,康熙帝解除了“海禁”宣布“开海贸易”。从此,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通商贸易,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康熙廿三年至咸丰十年台湾对外开放的一百七十七年间,台湾与大陆的通商贸易,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逐步发展阶段。从康熙廿三年开放海禁至雍正三年台南三郊的成立,是台湾同大陆贸易发展的第一阶段。 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实肥饶之区”,盛产粮食与蔗糖。清代统一台湾之后,清政府与郑氏政权隔海对峙的局势消失了;随着战乱的消除,社会环境日趋稳定,台湾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海禁解除之后,闽粤两省沿海的人民(其中以福建的漳泉地区为主流)纷至沓来,成为开发台湾、发展台湾社会生     

捐纳的是是非非——以中国财税博物馆所藏的捐纳文书例说

捐纳,是指封建朝廷向自愿报捐人出卖官爵封典的制度,俗称卖官鬻爵。从战国到清代一直延续不断;不过在清代之前,大多是在国家财政出现困难之时,为增加财政收入才为之,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清代则从顺治入关到宣统帝逊位,不论是捐纳项目之广、捐纳次数之多,还是对社会影响之深皆超出以往任何时代。一顺治六年(1649年),因兵饷不敷,允许"纳粟入监",允许犯罪撤职官员纳粮以复原来之职,这是清     

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三

雍正在位十三年,于1735年去世,继位的是他的第四子弘历,是谓乾隆皇帝。乾隆和他的祖、父康熙、雍正,都是勤政而有作为,在治国施政等方面均有自己定见的皇帝。在他们各自的主政期间,在所执行的政策中都明显地体现着所处不同历史背景而形成的不同对策,体现着个人的政见和风格特点。其实,甚至在康熙和乾隆本人当政的初、中、后期,也同样存在着某些歧异,也处在自己的演变过程之中。     

两《唐书》天宝户口对勘

《旧唐书》卷三八至四一《地理志》一至四所载各道州府户口,有几种情况:(一)有两个时期的数字,即“旧”(贞观十三年)户口数和“天宝”户口数;(二)只有一个时期的数字,有的是“旧”,有的是“天宝”,有的不说年代(笼统地说“领”)。《新唐书》卷三七至四三下《地理志》一至七下所载各道府州户口,除京兆府说明是“天宝元年”数字外,其他府州则年代从略。     

清代东北官庄的由来和演变

1、官庄的由来和区别 清代东北官庄的由来,据史载东北官庄设立最早的是盛京内务府官庄,而对盛京内务府官庄的产生,至今中、外人士称:是“顺治元年”(1644年)、或说“始设于顺治初”、“从顺治初年起”。但据我接触的文献史料看,早在努尔哈赤的天命朝就建立了官庄。如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有这样的记载:“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成一庄。把庄头兄弟要算入那十三男子数中,庄头自己来沈阳住在牛录额真家的附近,要使二庄头住在一个地方。如果有什么役使,那二位庄头可以轮流前往督催。”并且规定一庄“田百日(一日六亩),     

宋代的户口统计制度——对有关制度的综合分析

如何解释宋代的人口数字,这个问题在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间被反复讨论,但至今仍未解决.宋代的史籍很丰富,而反映户口统计术语含义的材料却极少.因为这些材料非常分散、非常零碎,如果没有对当时制度背景的深刻理解,就无法正确地加以解释.何炳棣在研究金朝人口时,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好.宋代的户口统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本文试图简要概括两宋户口记录的类型、作用、内容和编制方式,以求更正确地解释当时的户口数字.宋代户口记录的名称有“版籍”、“版簿”、“户口版籍”(简称“户版”).加藤繁把它们都归为“户籍”,这似乎不够准确.在宋代文献中,“户口版籍”和“版籍”一般含意相同,它包括“户籍”另外几种记录,例如税帐和丁帐等.各种版籍由州、县等地方政权编制.它们包括户籍、税帐、丁帐和保甲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