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层政治参与权利贫困问题研究

导致农民阶层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利贫困．而农民阶层权利贫困主要是指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农民阶层在具体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客观上处于与其他阶层不平等的地位,致使农民阶层在实际生活中远离了政治权力中心,在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体系和相关的公共政策中影响微弱．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却带有多重的相对贫困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物质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和福利贫困。其原因主要是生活成本不断增加,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中的“孤鸟效应”,教育和培训机制缺失及制度岐视。为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稳步增加农民工工资,增加经济、医疗等保障,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以尽快解决农民工多维贫困问题。     

知识能力的匮乏是当代社会贫困的主要根源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收入方面的问题只是贫困问题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在以知识创新为特点的新世纪，知识能力是主体能力的集中表现，知识能力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知识贫困是能力贫困的重要表现形式。接受教育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教育能够培养和提高人的知识能力，也是消除当今社会贫困的根本途径。     

农民发展权探源——从制约农民发展的问题引入

农民在当前中国社会具有长期性、贫弱性和规模性特点,农民发展受到客观自然因素和人为制度因素制约,但农民发展能力不足是制约农民发展的关键和瓶颈,表现为农民的社会认识能力不足、社会参与能力不足、分享发展成果能力不足。赋予农民发展权是确保农民发展的关键。农民发展权既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理念,也是一项具体的法律权利。在政治理念层面,农民发展权强调农民的主体型发展、权益型发展,将农民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在法律权利层面,农民发展权强调农民的发展资格、发展能力、发展机会、发展利益、发展救济得到法律的具体承载和保障。     

基于贫困含义及测定的演进视角看我国的贫困

贫困研究大约有100多年的历史,贫困的含义及其测定也随着研究的深入及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显著变化.对贫困含义和测定研究的深入,有助于推动减贫战略和措施选择.到目前为止,从贫困含义所反映的内容看,贫困可以概括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基于贫困含义及其测定演进的视角,察看中国在贫困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对受资助贫困大学生逆向转变的分析与思考

对于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现有的资助体系已能较好地解决他们的学习、生活问题。然而从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发展趋势来看,仅有物质资助是远远不够的。一些贫困大学生在受到资助后的表现与资助的目的大相径庭,出现了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的逆向转变现象。基于贫困大学生受到资助后的软环境变化、经济变化、心理变化分析,高校资助模式应从物质资助为主转为物质资助与能力发展性资助相结合的立体资助模式。     

经济增长与中国农村贫困：基于交易权利的分析

文章构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和贫困关系的理论框架,将亚马蒂亚·森提出的“交换权利”概念进行扩展,分析不同阶层交易权利对其占有经济增长成果能力的影响,得出了关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若干推论：贫困是交易权利的函数,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函数;由制度、技术、市场等因素构成的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某些阶层是否有能力分享足够的经济增长成果以避免贫困;贫困既可以由资源禀赋的匮乏引起,也可以由交易权利的恶化引起。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政策的调整方向应该是扩大穷人的交易权利,使其能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     

包容性增长:我国农村反贫困的新范式

我国农村是涉及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因此,农村扶贫的难度也远远超过城市,且返贫现象极其严重。从包容性视角来看,我国农村贫困外在表现是经济贫困,而更深层掩盖的却是基于可行能力被剥夺的权利贫困以及所遭受的各种社会排斥。包容性增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新范式,核心要义就是要消除贫困者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这一新范式的确立,使我国农村贫困群体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均衡。     

加入WTO后，中国农民将走向何处

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和农民来说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挑战。短期看，入世对中国农民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不利影响，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其应对政策的出台必须及时、有效，才能使这种不利影响降到最小，才能使中国农民有能力迎接长期的挑战。     

基于农民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但都是围绕城镇居民做文章,农民的需求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而农民市场的潜力巨大,农民也具有体验乡村旅游的动机,加上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配套设施的逐渐完备,为乡村旅游开发农民市场提供了条件。应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加大宣传,扩大乡村旅游在农村的影响;要开发符合农村居民需求的产品,如以观摩考察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品和具有农村题材的影视旅游产品;要构建完善的交流平台,促成各方的共同参与共赢。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地使用权创新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地制度创新就是要弱化农地所有权、强化农地使用权,即:仍然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但集体不具有对土地的生产经营、占有、使用和处置进行干预的权利,减少其借所有者之名对农地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同时,让使用权强化和扩大,接近事实上的所有权,从而使农民拥有土地的真正的处置权.     

论中西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因素与破解对策——以湖北、贵州两省的实证调研为依据

通过实证考察湖北、贵州两省近几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及对其成因的探析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要达致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经营的理想状态,还有诸多制约因素有待克服。破解之道主要在于应构建有利于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配套制度,营造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环境。     

家庭生产要素配置对西部地区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农村居民和家庭的意愿直接决定着城镇化进程。采用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住户调查资料,分析农村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状况对其城镇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能进行规模经营、机械化生产、获取金融信贷的擅长经营农地的农户不愿意迁移入城,更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没有上述农业经营优势,又具有非农技能的年轻人更愿意进城落户。农户是否愿意城市化,取决于哪一种选择更能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和家庭收入,可以通过整合配置农村生产要素达到合理引导农户城镇化意愿的目标。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促进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拓展农村家庭资本来源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综合素质,保障迁徙家庭权益,在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时保障农业基础的稳定。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可持续发展

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在保障公民最基本的健康权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农民看病难,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非常普遍。从社会正义与公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反贫困理论入手,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进而从当前社会政策和社会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其可行性,提出建立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二元结构转型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受传统二元结构影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二元特征十分显著.农村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中国转型中产生的特殊问题,必须随着二元结构转型而与时俱进.严格界定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土地关系,应成为今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主题.     

农村基础设施供需均衡的对策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目前黑龙江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水利建设能力、生态保护能力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公路等级不高、水利设施老化等方面的问题。通过灰色系统模型分析得知:农民收入等对农村基础设施制约因素关联度最大。应采取加大农业投入力度等措施加强基础设施的供给,促进供需平衡。     

农村消费方式变迁及其作用消费增长的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消费方式从与传统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分散化、个体化、封闭性、低层次的传统消费方式,逐步向集中化、社会化、市场化、重视享受与发展的现代消费方式转变;其中,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从＂贫困—温饱＂到＂温饱—小康＂再到＂小康—全面小康＂的三个阶段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消费习惯、消费者的自我认同、社会分层属性、区域位置、消费制度、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及其演进方向的重要因素。消费方式的变迁可以直接带来消费量的增加,而消费方式的变迁综合地取决于农民自身因素、农村客观环境因素和农民收入;同时推动消费方式变迁和农民收入增加,可以用较小的社会变革实现农村消费的较快增长。因此,新农村建设应＂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三者并重,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     

民国时期广西乡村民间借贷负债额特点分析

民国时期,在广西乡村民间借贷体系中,由于借贷的高利率和乡村借贷资金的缺乏等原因,农户负债的数额较小。因债户偿还能力较低,负债额呈增大趋势。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阶层的借贷数额差异较大,负债额占农户收入的比例较高,这对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乡村经济发展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