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给9亿农民带来了什么——农民增收要迈多少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克莱因博士一直在关心着中国的农业问题，他曾说过，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邓小平曾经说，中国的经济要出问题，可能就出在农业上。中国有9亿农民，“三农”问题如今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曾用三个“最”字，极言所面临的形势：“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增收难。”时隔18年之后，农民再一次盼来了又一份“一号件”。这份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件，被称为是近年来有关“三农”问题含金量最高、最务实的件。但一些干部群众也有担忧：担心件落不到实处，担心件念“走样”。如何认清和克服农民增收难问题，如何把“一号件”落到实处，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支招”……     

“生态经济市”：未来城市的理想模式

当今,建设“生态城市”、“花园城市”、“山水城市”、“绿色城市”等已成为许多城市发展追求的时尚,这是工业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但究竟提什么样的目标更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要求,这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我认为,“生态经济市”是未     

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

取消了中国的“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也就贬值了，并不会导致在城里没活路的农民非要呆在城市。取消“农村户口”，取消城市之间户口转移的限制，让全国人民都“动”起来，全国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农村事务常被简称为“三农问题”，即农民、农业和农村社会组织这三类问题。可归根结底，农村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问题。     

解析“民工潮”现象及其对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四亿人口就有九亿多农民；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进行着跨省区、跨县市的地域性转移，形成一股无法抗拒的潮流，这股潮流被称为“民工潮”。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外出打工者不过几百万，而目前在外流动的民工已逾1．14亿。     

城市水系也是“一把手”工程

继“麦莎”“海棠”之后，“泰利”又挟风裹雨接踵而至。一次次暴风骤雨，让许多城市忙于应急。人们注意到，在一些城市，雨量稍大一点，民居进水、街巷成河等水患就频频发生。这种情况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城市水系的功能退化。城市水系决定一个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更是考验城市“一把手”智慧的大工程。     

安徽六安农民青睐“双向创业”

在一个拥有687万人口的县级市中，农业人口占了581．7万，其中有150余万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经商。作为安徽省的农业大市，近几年，六安市很大一部分农民通过外出创业积累了资金，学到了技术和经验，开始回乡创业。这种“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被当地政府称为“双向创业”。而在当地农民眼里，这种方式让他们多了一条致富路。     

加强重庆市进城就业农民服务管理工作的思考

农民进城就业(以下简称农民工)是国家实施城镇化战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农民大量、无序的进城给城市的发展又带来一系列不可逾越的失业率高、管理难等问题，危及城市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万州“10．18事件”发生之后，各级各部门都在考虑如何加强进城就业农民的服务管理，通过政府推动、依托用人单位和社区开展服务，引导进城农民自觉纳入城市的管理，共同构筑和谐社会。     

长株潭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城市文化资源和“两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对城市文化资源和“两型”文化产业发展的探讨更少。本文从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视角,对城市文化资源和“两型”文化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初步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对城市文化资源和“两型”文化产业发展的内涵特征、必要性、可行性、影响因素、政策措施等进行了探索。     

世博之城市主题馆

城市人馆通过讲述城市中“人的故事”，聚焦城市人在家居、工作、交往、学习和健康五方面的基本需求与发展。设计者选择了世界六个城市中的六个真实家庭作为拍摄对象，跟踪采集这些家庭发生的故事，将这些影像故事嵌入“家居”、“工作”、“交往”、“学习”和“健康”五个展区，并运用实物布景与多媒体特效相结合的展示手法，营造出十一个不同城市景观，深刻反映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深入了解真实的城市生活及人们进入城市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目的。     

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城乡二元的社会发展模式,导致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同步、结构不协调,致使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的突破都受限于农村、农业,农民等“三农”问题的解决.本文主要对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上篇 内涵要义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是市场经济催生的新群体。他们进入了城市,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离开了农村,还保留着农民的身份和户籍,成了“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边缘人”,但相对于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来说,这些人大多数是文化层次较高、思想较为活跃、有一定特长、有竞争意识的农民“精英”,成为对农村、对城市都有一定影响的特殊群体。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作为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模式,有西方学者将此称为“北京共识”。在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进行详细分析和比较基础上,阐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藉此研究,旨在给那些渴望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一些启示。     

缩小三个“剪刀差”，提高“三农”竞争力

“三农”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深层原因是存在工业品与农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城市劳动力价格与农村劳动力价格的剪刀差以及资本价格与劳动力价格的剪刀差。三个“剪刀差”剪去了“三农”的竞争力，因此，提高“三农”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缩小三个“剪刀差”，而缩小三个“剪刀差”则亟待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资本反哺劳动的有效措施。     

维护农民权益要建立长效机制

维护农民权益,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我们在宿城区的调查看,随着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得到了保障。目前农民权益受损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城郊农民失地失业问题严重。近些年来,县级以上城市建设规模逐步扩大     

“三农”改革的核心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近几年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已有很多研究,但就一些焦点问题仍存在分歧。本文力图从“三农”问题的表象入手,指出其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滞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非农化”与“城镇化”合二为一的制度安排。     

“十一五”期间发展广西中心城市公共交通的措施建议

一、“十一五”是广西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最佳时期 200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温家宝总理批示指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发展和交通发展的正确战略思想。“十一五”时期，广西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南宁、桂林、柳州等中心城市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城市常驻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将比“十五”期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随着人民生活的富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机动车辆数量将保持较高比例的增长。     

共同富裕视域下“三块地”改革风险的四重逻辑

以“城乡公平”和“要素效率”为主要目标的“三块地”改革,对农民集体的“土地权利赋予”与“增值收益转移”实际上具有非均衡性,可能在农村内部引发集体组织与集体成员间、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间、发达地区农民与欠发达地区农民间,以及开发区农民与保护区农民间四重收入分化风险。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还需从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完善土地税收制度、设计区际利益调节机制,以及构建土地发展权交易机制等方面入手,对农民土地财产收入分化风险进行有效治理。     

社区建设引领丰泽向较具现代化标准城区迈进

丰泽区是1997年8月由原泉州市鲤城区“一分为三”而设立的新区，辖区绝大部分是原泉州市区城郊结合部，时辖3个镇、4个街道、1个国营农场。建区后，区委、区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化，把原国有清源农场改制为街道、东湖街道东湖村等12个“城中村”改制为居委会，组建了3个镇、5个街道、48个居委会、44个村的行政管理格局。中办、国办《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省委、省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试行））的通知》等文件下发后，丰泽区立足本区正处于由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城市初步建成区向较具现代化标准城市转变的主要区情，确立了以创建全国、全省社区建设示范区为目标，以中心城区3个街道为先导，以社区整合和镇村改制、人居环境整治为基础。     

三农问题：核心是进行利益调整

“三农”问题的实质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城、乡及一、二、三产业发展失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利益分配的不合理,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农民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一、二、三产业利益分配不合理,对农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重视不够;三是涉农部门和农民、农业、农村的利益分配不尽合理;四是“公司+农户”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机制,农户利益得不到保障。 形成“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体制,体制中需要解决的两个突出问题是:新时期如何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农民如何参与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有效监督。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

在以色列，有一种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农业合作组织，规模虽没有中国当年的人民公社大，但其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的性质比起中国的人民公社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熟悉以色列“基布兹”的中国人都称它为以色列的“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