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国法的查明程序及其发展

外国法的查明是内国法院适用外国法的必经程序,只有经过查明的外国法才可能被内国法院适用.由于各国对外国法的性质的看法不同,传统意义上查明外国法的程序主要分为确定事实的程序与确定法律的程序.近来这两种程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外国法查明途径探析

鉴于各国关于外国法的性质和查明途径的制度并不相同,为更好地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在借鉴国外有代表性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外国法查明途径:建立以当事人为主、法院有权对外国法进行查明的复合体系,以避免传统的外国法查明途径中的弊端.     

试论弗兰克的"事实怀疑论"

弗兰克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以抨击法律形式主义传统、破除法律确定性神话而著称，而他所强调的法律不确定性的起点就是法律事实的不确定性，即“事实怀疑论”。正是因为法律事实具有不确定性，以此为基础法官所适用的法律规则和法院的判决就自然具有不确定性。本文试从弗兰克“事实怀疑论”的内容入手，阐释其“法律事实是法官认定的主观事实”这一理论的合理性，探讨“事实怀疑论”在事实对规则适用的作用方面起到了怎样的启示性作用。     

3000元搅浑一场官司？

一起检察院认为非常简单的案件，顺昌县和南平市两级法院却经过历时3年的审理，先后做出6次裁定、判决，以致当事人在终审胜诉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输了官司。近日，随着一名一审法官在此案中受贿3000元的事实被认定，此案败诉的当事人不由产生新的疑问——     

浅议法院调解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急速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法律修订滞后于新的社会生活难以避免,因此,对于某些民事纠纷如果严格依法裁判可能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调解解决纠纷使法院和法官从面临的“两难”的中解脱出来,避免判决可能造成的不良社会效果。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让公民在打官司中尝试合作,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不仅仅使法院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也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使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得到提高,是司法公正树形象的“关节点”。     

域外法查明引入第三方法律查明平台的可行性及问题分析

涉外民商事案件1当事人约定准据法适用域外法后,法院作为查明和确定准据法内容的责任主体,无法轻易回避域外法查明难题。查明现状的不乐观、查明途径的局限以及法院审查责任过重,使得法院有必要引入第三方法律查明平台来协助查明工作。而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对法院可引入第三方平台的首次明确,以及深圳市蓝海现代法律服务发展中心3等境外法律查明机构的成立,也令平台的引入成为可能。基于法院有必要且有可能引入第三方平台这一前提,文章从平台的适用案件类型、引入阶段、平台与专家资质要求、费用承担、预期效果,尤其法院与平台间关系定位及责任区分来对平台引入可行性进行分析。     

推定探略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认定某一案件事实往往是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进行证明而完成的.一般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则因证据不足而不能使法官支持其主张的事实,进而导致败诉的不利结果.但证明并非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认定案件事实除了运用证据证明这一最令人信服的方法以外,还可另辟蹊径,这就是推定.推定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但却一直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一个重要手段存在于司法审判实践中.     

刍议法院调解的三原则

我国的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从我国法院调解遵循的三原则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备受法官们宠爱的法院调解对当事人的权利损害是不容忽视的,是否能达到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国际私法中外国法的适用与限制研究

国际私法的历经历了一个从“法则区别说”到“法律关系本座说”，再到“最密切联系说”的发展过程，其目的都是为解决法律冲突问题而寻找准据法，尤其是解释和调和适用外国法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本文旨在从国家主权的视角看待国际法中这一核心问题——外国法适用的问题。     

关于涉外著作权侵权案件赔偿认定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我国涉外侵犯著作权的纠纷不断增长。侵权损害赔偿是著作权司法保护的有力体现,但是,在具体实例过程当中,由于著作权的地域属性、各国的法律差异,导致我国法院在进行赔偿认定时面临“上诉多”“举证难”“赔偿不合理”等问题,法官如何依法对案件事实认定适当的损害赔偿数额成为各方当事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更是司法保护的重点和难点。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本文将从司法的角度来剖析涉外侵权案件赔偿数额该如何准确认定这一问题,并找出相应策略,以期促进涉外著作权侵权赔偿制度发挥出最优的保护效果。     

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的评价

举证时限制度的含义及价值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依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理念,其中心含义是当事人提交证据应遵守一定的时间限制,不可任由当事人自便。在这个意义上,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与举证时限是等值的。与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相对应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在这种诉讼模式下,法院有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责,因而不会给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行为限定期限,也不会让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迟延的法律后果。然而,这…     

“竞争上岗”的大法官

在香港,只有法院才是司法机关,只有法官才是司法官。他们把法律人格化,通过自己的审判来体现法律的存在和尊严。“万一判错了怎么办?”我曾问一位大法官。他回答说,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如果确实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判错了案,从理论上讲,有两种自救的办法:一     

如此“阴阳判决”

同一案件、同一日期、同一法官、同一法院公章,但两份判决书结论却完全相反。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桩怪事。对于这一“阴阳判决”事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说主要是承办人高波对工作不负责任造成的,属于“疏忽”和“过失”。但是,笔者认为,这绝不仅仅是作为一名法官的素质问题和个别案件,而是作为法院和整个司法系统在监督和公     

婚姻家庭纠纷审判中的裁判行为分析

分析法官的行为模式,应考虑法院的体制制约因素。以婚姻家庭纠纷的审判为例,当事人的诉讼预期、态度、行为与法官的办案预期、态度、行为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非对位性":当事人期待实现自己理想化的最大效用,对法院和诉讼持以工具主义的定位;而身处权力体制中,法官的办案目标则是案结事了,避免上诉涉访,提高调撤率,高度关注案件质量评估与审判绩效考核结果。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困难的救济

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法律途径,要求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具体来说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实践中,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证据是判定事实以及量刑的重要依据,因此,当事人的举证困难不仅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也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在此,本文作者讨论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困难的救济办法。     

交易“创新”是福还是祸

近期资本市场指数出现异常上涨的情况,按当事人的说法是交易系统出了问题,言下之意是技术问题。而媒体报道则大都认为,是内部风险控制体系有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该交易系统已在没有被“公告”之下,不断地“创新”了。程序交易、量化交易、套利交易、高频交易等新方式层出不穷。可以相信,伴随着交易的“创新”,被巴非特形容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的结构性衍生产品“幽灵”已在“游弋”。近期资本市场的异动,以及带来的投资者损失和市场失序危机恐惧,是否在警示我们：“交易创新”和“衍生品创新”究竟是福还是祸？     

浅谈加强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

行政裁判文书,不能仅仅叙述事实,然后依据诉讼法,下达判决就了事,这样会使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了解。应当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然后简洁叙述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要让当事人了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官依据什么事实作出的裁判,从而使赢的人知道自己赢在何处、输的人明白自己输在哪里。     

激荡在全国第八届＂法官与学者对话论坛＂的特区声音——深圳市龙岗区法院化解劳动争议案件的反思与突围

7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人民法院出版社与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八届法官与学者对话：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论坛”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及广东、北京、福建等十多个省市各级法院的法官，     

陇县探索“一村一法官”

法官断层、审判执行力量欠缺是西部地区基层法院的普遍问题，正当一些基层法院为处理众多积案而加班加点时，陇县人民法院却在推行“一村一法官”的制度。这一制度一经推出便广受关注。     

关于“执法者应当采信律师的正确意见”立法的建议——中国律师的呐喊

以自己律师执业中的无奈、无能、无用的事实，证明我国司法实践中未能很好地维护律师的合法权利，特别是未能采信律师的正确意见，从而严重影响着中圆律师作用的发挥。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国未对“执法者应当采信律师的正确意见”予以立法，因此执法者轻视、无视、蔑视甚至故意对抗律师正确意见并不构成违法行为。因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中国法制病（即“权力大于法、金钱能买法、情能左右法、法律是个啥、法官何许人、错素制造者、法院为哪棼权钱情公司”）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医治、反而越来越严重。从而影响法治中国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议我国应及早对此进行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