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关系 --以黄山市为例

“行政区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旅游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关系整合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层面。黄山市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个“行政旅游区”,它的两次行政区划改革都备受争议。围绕几个争论热点展开对有关黄山市行政区划调整问题的探讨,剖析了黄山市两次政区变更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进而又对这一典型的“行政旅游区”现象所反映的旅游区域与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及整合进行了研究。     

常州市区行政区划体制创新

常州市近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相对滞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多且复杂,常州行政区划长期的不合理设置状况,是制约常州市城市空间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原因.文章从常州市区行政区划演变开始,分析了常州市区行政区划的现状与特点,指出常州市区U型政区结构与东西两翼分割以及常州一武进并立而导致的"一个城市,两个行政主体"格局对城市发展空间发展轴线转变以及整个常州市区发展的不利影响与后果,提出常州市区行政区划创新的方案,分析其优缺点,并就非行政区划手段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国城市情况点滴

城乡划分。城市,是指国家行政区域划分设立的直辖市、市、镇以及未设镇的县城。独立工矿区和城镇型居民点,也属于城市的范畴。城市以外的农村集镇、农村居民点等,属于乡村。城市规模的划分城市按照其市区和郊区的非农业入口总数,划分为三级:大城市,是指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中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简政放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与机制检验

本文利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识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绩效,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效应方向主要源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大城市对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之间。采用考虑空间效应的机制检验表明,提高生产率和降低交易成本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绩效的中介机制。因此,新一轮“放管服”改革要充分认识城市间的制度创新溢出效应,以中心城市制度创新供给来降低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市管县"体制改革

"市管县"是我国政区改革的重点问题,我国将"虚市撤乡"作为解决这一改革的基本思路.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市、县作为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两个层级,分别隶属于城市政区和普通政区范畴,在存在历史、设置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诸多差异.因此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矛盾乃至冲突,都是不足为怪的.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或"抑市兴县",或"抑县兴市"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文章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市管县"改革既不能忽视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完全走"虚市"的扁平化道路,也不能沿用过去政区管理的模式,将县级政区作为城市的附属来对待.合理设置省、市、县各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科学划分市、县两级政区的职能范围,是解决目前"市卡县"、"市压县"难题的可选之路.     

大城市边缘区产业与规划弊端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处于城市化前沿阵地的大城市边缘区,作为探索城市化规律、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研究的热点。从近年来大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规划弊端入手,以综合性、关联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揭示出大城市边缘区产业存在的问题,结合城市规划学和产业经济学,深入分析规划弊端给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从发展理念、规划模式、产业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对策建议。     

我国大城市交通问题及其发展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某些城市问题也日趋严重、其中城市交通问题，特别是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交通问题更加突出．并已成为城市规划与建设、城市发展战略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1目前我国大城市的交通问题1．1城市交通拥塞日趋严重当前．我国许多大城市交通的首要问题便是交通拥塞严重、特别是中心城区及其与外围市区间的交汇路口的交通常处于饱和或趋饱和状态。致使车辆在城区大部分地段车速大大降低，机动运行速度降至10—15km／小时或更低。如酉安市区的塞车地区已从原明城区（旧城区）扩大到城市二环路以内的所有主要路口地…     

大城市边缘区地域特征属性界定方法

准确界定地域的特征属性是科学制定加快大城市边缘区发展策略的前提。在述评前人关于大城市边缘区地域范围划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大城市边缘区地域特征属性的概念,然后构建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大城市边缘区地域特征属性界定方法,最后对北京城市边缘区内的小汤山镇、潭柘寺镇、温泉镇和万柳地区的地域特征属性进行了界定。界定结果为:小汤山镇的地域特征属性值为0.4210,具有城市外边缘区的特征;潭柘寺镇的地域特征属性值为0.0758,具有乡村腹地的特征;温泉镇的地域特征属性值为0.4922,具有城市内边缘区的特征;万柳地区的地域特征属性值为0.7116,具有城市内边缘区的特征。表明潭柘寺镇和温泉镇的地域特征属性与地域空间位置不一致,发展落后于应有的水平。     

区级政府收费状况研究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各级政府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区级政府来说收费的作用尤甚。本文拟对区级收费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改进建议。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逻辑与效应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市管县""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成为推动城市化的主要手段。但是,对于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和区划调整,既有研究基于多方治理视角,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文章以主体行为视角来考察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提出了区划调整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框架。研究发现,通过区划调整,地方政府实现了从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利用权力的集中化以及城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推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同时,通过实证表明,区划调整带动了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向城市属性转变,最终实现了"真"的城市化,验证了"政区合并先导型城市化"的有效性。     

论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过渡及二者的竞争与依赖

我国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表现出独特的竞争与依赖关系。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在于调整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实践历程来看,我国经济正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过渡,与之相对应,上层建筑方面也将经历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行政,最终到区域治理的演变。     

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转型、治理要素提炼与公司绩效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呈现出由传统的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转型的过程。选取2005-2009年持续经营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行政型治理指数;进而对行政型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行政型治理度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国有股权集中度是行政型治理“负效应”的“主要贡献者”;而政府经营政治化、高管人员的政治联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最后,揭示了行政型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行政型治理度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低,进而影响到公司绩效的提升。相关结论有利于政府作为公司重要外部监管力量来界定监管和干预的边界;为探索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管窥和衡量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以珠三角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线,从历史视角回顾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过程,并总结归纳出若干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单中心城市到城镇密集区,从城市密集区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区）。空间演化主要特征包括：“外引内联型”要素配置模式,自下而上的“内部膨胀型”空间演化模式,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相结合的“双轨制”区域治理演化模式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应逐步从强调城市竞争的“行政区经济”向提倡合作的大都市区治理转变。     

地域大事件营销效应的城市增长机器分析——以南京奥体新城为例

城市增长机器是全球化激烈竞争环境中城市政府与资本力量结合的一种增长联盟,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增长中广泛存在。文章以地域营销大事件作为切入点,具体以南京奥体新城为实证,对城市增长联盟的形成、博弈与解体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政府的高度企业化倾,以及城市增长机器产生、运作的机制。指出要建立更为稳定、广泛的城市城市增长联盟,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发展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     

美国地方行政区划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在正确认识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着重对美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和地方行政区划的特点进行了论述．进而讨论了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对美国地方行政区划的一些比较正确的认识。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

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温床，很多学者试图用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视角，或者说市民社会概念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一个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从中来展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虽然有民主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民主进程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控制，而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殊与发展。只不过，当前社区公共治理中，国家意志的展现更加隐蔽、柔性和更具合法性。由此，本文扩展了黄宗智先生的“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概念，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试试基层治理。     

旅游开发的跨省际协作问题实证研究--建立"中国侗文化旅游圈"的开发设想

湘、黔、桂三省(区)省际边境区域,是我国侗民族相对集中,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特征方面都具有较强同一性的侗族聚居区域,有着紧密的地缘关系和相近的人文习俗,发展水平相当、经济交往久远,这一地区的旅游开发应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发挥整体优势、加强区域合作,构建中国侗文化旅游圈,促进区域民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 基本路径及走势*

本文基于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系统勾勒了中国近百年来劳动关系历史演化的基本路径和走势：劳资两利、劳工异化与资本回归是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基本线索；晋徽商帮、民国商会与国企民企折射百年中国雇主组织演变的历史轨迹；顶身股、包身工、固定工与农民工反映百年中国劳动者身份地位演化走势；立法规制、行政包办与宏观调控透视百年中国劳动关系管理的政府角色演变。鉴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及转型现实，市场化、契约化与法治化应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基本取向和战略选择。     

论社会转型时期行政价值观念的转变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政府的行政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行政价值观念的重构,标志着中国行政管理正走向现代化。我国行政价值观念的转变具体表现为:由经验的行政价值观念转向理性、科学的行政价值观念;由集权的行政价值观念转向民主的行政价值观念;由人治的行政价值观念转向法制的行政价值观念;由权威行政的价值观念转向服务行政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