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全球性冷战时代结束后,亚太地区出现筹建多边安全机制的战略动向。1993年7月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PMC),标志着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已从设想和议论的阶段进入实践阶段,亚太各国正谋求通过多边安全与政治对话,努力建立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认知共同体与亚太地区第二轨道外交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倾向于从大国关系等结构性因素来探讨国际合作,而领导权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鉴于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关系存在严重不信任状态和安全结构的多元性,使得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出现结构性领导权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认知共同体——"第二轨道外交",凭借其对多边安全领域的知识权威,对官方的安全政策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利于地区认同的建构和合作制度的建立,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领导权缺失带来的制度疲软现象。作者拟以建构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两个典型案例,探讨第二轨道外交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认知建构和政策决策作用。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北大核心CSSCISSCI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其为中心、具有一定等级性的同盟体系。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其亚太同盟体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寻找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应对和共处之道,这会直接影响中国崛起的总体外部安全环境以及本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方向。中国要以积极的方式,降低美亚太同盟体系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消极作用,避免在这个地区形成传统的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互相对抗的局面。一方面要对周边国家执行具有差异化的政策,加强经济手段和安全手段的配合使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弱化美同盟体系的作用。同时要以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视角和思路,看待本地区的安全挑战,解决本地区的安全关切,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架构的建设。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有效性,会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性质产生较为根本性的影响。     

东亚“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国协调已成为构建东亚区域新型大国关系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规范上看,大国协调所拥有的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自我克制等共有规范非常适合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合作安全"理念、"东盟方式"决策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取向。从现实条件看,东亚地缘政治生态中凸显的大国特性和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大国协调,而东亚区域大国权力相对均衡化有利于大国协调。从经验上看,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提供了在与大国无直接关涉的传统安全问题上在次区域启动大国协调的可行路径。新的东亚大国协调有三种路径选择,即"软安全"导向的"多边协调"、综合安全导向的"双边协调"和"多边协调"。东亚峰会和现有的大国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分别是前两种路径可利用的制度资产。第三种路径的理想状态是一种独立的安全机制,旨在应对重大的区域冲突和危机。在实际中,三种路径可以交叉重叠、并行运作,构成一种双边与多边互动的"大国协调网络",由此为东亚区域安全治理提供一种稳固而有效的机制。     

历史视域下“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联盟化的影响因素与前景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可以视为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延续。与历史上的多边联盟实践相比,四边安全对话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影响四边安全对话同盟化的诸因素中,主导国意愿、结盟对象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差异以及中国的能动性对四边对话联盟化的前景发挥着主要作用。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同时比较美国历史上在亚太地区的多边联盟实践,得出结论认为四边安全机制难以走向同盟,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动力具有持续性,在今后还可能以其他形式继续表现出来。对此中国既要妥善管控中美关系,也要在不断的崛起中调适与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日安全困境与东北亚安全机制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凸现出来，中日两国关系的不协调使东北亚包括安全合作在内的区域合作受到了很大制约。根据东北亚实际情况，东北亚安全保障应该确定近期和长远的双重目标。东北亚安全保障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多边安全对话的论坛组织，长远目标应是以多边安全机制取代区域内的双边军事同盟，才能使东北亚获得持久的安全保障。     

权力、机制与认同——对美国东盟地区论坛政策演变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东盟地区论坛被称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安全框架”,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主国为了维持其领导权威,有必要创建多边机构,向跟随者提供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3类公共商品,并承担其全部成本。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却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的变化过程。对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作者分析了3种范式的优缺点,并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3个重要变量。     

权力、机制与认同——对美国东盟地区论坛政策演变的分析

东盟地区论坛被称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安全框架”,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主国为了维持其领导权威,有必要创建多边机构,向跟随者提供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3类公共商品,并承担其全部成本。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却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的变化过程。对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作者分析了3种范式的优缺点,并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3个重要变量。     

亚太合作与中国安全新概念

冷战后,以政治的经济化和全球化、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为特征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亚太地区各方安全概念的更新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与经济合作现状,提出亚太各国(地区)更新其安全概念的规律和特点,重点阐述中国在参与亚太合作中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     

地缘安全与中国多边主义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在多边经济合作开始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安全状况依然复杂,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安全模式,台湾问题是中国地缘安全中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领土争端是中国地缘安全的重大隐患,此外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虽然中国周边地区还不存在制度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以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全合作框架已经出现。中国以积极的多边主义外交参与区域安全合作。从地缘层面看,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单边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多边主义外交是中国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式,中国多边主义外交的内容在趋向多样化的。     

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化解与半岛走出冷战

第二次朝核危机是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系列危机的新高潮 ,根源是冷战状态。危机的背后是半岛走出冷战的历史要求。这一进程必然伴随着危机、动荡和风险。半岛走出冷战意味着地区战略格局的改变 ,而朝核危机的解决可能是走出冷战的开始。半岛现有格局是一个地区性战略稳定 ,但其作用已发挥到尽头。“北京会谈”拉开了多边解决朝核危机的序幕。与此同时 ,爆发战争的风险也在上升 ,危险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在朝鲜半岛有多重战略利益 ,首要和核心利益是保持半岛和平稳定。中国应在化解半岛核危机的过程中 ,逐步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推动半岛和平走出冷战。     

东盟安全战略新调整及我国的对策

美国“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格局下，东盟国家加强了安全战略调整。通过强化内部协调管理，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加强与西方国家反恐合作，努力构筑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提高自身安全系数，加快“海上东盟”的扩张步伐。因此，在处理地区安全事务时，我们要有长远眼光，谨慎地对待南沙群岛主权和东盟与台湾关系问题，通过加强对话和交流，尽量减少戒心，把握住主动权，促进中国—东盟的全面合作。     

冷战时期美韩同盟的发展历程

在冷战时期，美韩两国之间的合作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互相合作，对付共同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从而产生了美韩同盟。在此前提之下，美国主要追求的是自己权力的最大化，他通过美韩同盟成功地遏制了朝鲜及朝鲜半岛的周边大国，形成了海洋力量对大陆力量的相对优势；韩国则主要借助美韩同盟达到了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自己的安全与发展的目标。但在美韩同盟中由于利益和目标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并且随着韩国经济迅速发展，两国的矛盾和冲突便日益加深。本文将从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这一方面的国际理论来阐述冷战时期美韩同盟的发展历程。     

浅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必要性

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下的重要机制之一,维和行动在冷战之前基本属于停滞阶段,联合国因为美苏争霸的僵硬姿态而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冷战后,由于东西方关系的大大缓和,联合国作用与日俱增,维和行动逐步走出低谷,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冲突的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和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是既现实又符合长远利益的重要外交策略.本文试图在冷战后新的国际背景下分析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必要性.     

冷战后美日同盟:从"漂流"到强化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双边同盟,美日同盟是二战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推进遏制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随着美日共同敌人的消失、经贸摩擦的加剧以及日本综合国力的提升,美日非对称性同盟陷入困境之中,处于一种“漂流”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日同盟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一调整是两国政策互动的结果,代表着美日两国要以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为核心、以多边安全为补充,在东北亚构筑一种霸权稳定模式的安全秩序。     

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开展推动着亚太地区秩序的转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着力打造跨太平洋体系,以塑造新的亚太地区秩序。该秩序的特点是以美国主导的共同体秩序为核心,并带有大国协调秩序和两极秩序的元素。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以制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该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凸显了地区秩序中的安全因素,提升了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巩固了美国对亚太秩序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战略举措增加了中国在亚太所承受的外交与安全压力,掣肘着东亚合作的发展,并加剧了地区秩序两极化的张力。与此同时,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地区事务中角色的恰当定位、安全牌的限度、如何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调节东亚秩序与亚太秩序的关系等问题上。展望未来的亚太新秩序,其塑造力量将更加多元,支撑机制会更加多样,秩序运行的规则将更多地带有亚洲的印记,太平洋两岸在该秩序中的地位亦将更加对称。     

美欧同盟走向衰落

美欧同盟关系改变的背景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在新的国际格局背景下,美欧丧失了共同的安全战略,而且各自形成了不能相容的安全观念。“冷战式”的美欧同盟走向衰落。欧洲希望建立同美国平起平坐的新式美欧同盟,而美国将把欧洲降为美国全球安全网络中“灵活”同盟的一部分,而且可能被分割成许多块加入这个网络。美欧矛盾在冷战后正在发生质变,尽管美欧矛盾尚不是对抗性的,但美欧矛盾将是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伊拉克战争前后跨大西洋矛盾表明,美国试图通过分化欧洲内部关系的手段继续其对欧洲的控制,而欧洲要实现其多边世界主张,必须深化一体化进程。     

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是大国共同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协商、共识来决策,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则与规范行事。从发展进程看,它经历了应对军事安全的传统大国协调和应对综合安全的新大国协调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大国协调在维持国际和平和解决重大国际危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已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主渠道。目前的新大国协调既是对传统大国协调的重要延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安全议题的多领域、会议机制的多轨道和常设性、成员数量的增多、规则与规范的低法律化和非强制性等。总体上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新大国协调比传统大国协调更容易推行,但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因而必须从合法性、授权性和集中性诸方面予以改进。合法性主要是增强法律化和责任性;扩大授权性可以与权威国际组织缔结成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集中性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更具内聚性的新的大国协调,即全球治理中心机制。     

“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奥巴马政府开始着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积极鼓励日本在亚太地缘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和日本多届政府的积极运作之下.多年来以美国为"单一轴心"的亚太安全格局呈现出一个日趋明显的变化,亦即逐渐向"美主日辅"的格局演变。首先,日本通过持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借机促进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在日美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其次。通过加强与美国其他亚太盟国的双边和三边安全互动,使得"美日+1"成为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展开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最后,日本还主动出击,与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伙伴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战略安全协作。上述举措不仅使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提升。而且与一系列亚太重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水平也稳步升级,进而在亚太传统的"轴辐安全结构"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连接、补充和协调作用。在地区安全体系中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隐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地缘安全格局的"次轴心"。     

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通过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发展与地区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等方式,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