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由于学科特点使然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被视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而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发源地的欧洲则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事实上 ,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自己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轨迹 ,其文化背景、主流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成长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尽相同 ,尤其是它从社会学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为“9·11”事件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范式。而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缺陷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 ,则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耐心去关注这一学派的发展     

回到未来?——“9·11”后的国际秩序与新中世纪主义

本文从“9·11”事件给国际关系造成的影响出发 ,介绍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新中世纪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观点 ,并结合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特征 ,分析讨论了新中世纪主义对形成中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把握能力和两者之间的切合度。文章最后指出 ,“9·11”确实可以成为国际关系转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新中世纪主义指出了国际关系发展中民族国家遭到挑战的特征 ,但同时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应对挑战中联合自救的特征。冷战后 ,特别是“9·11”事件爆发后真正值得关注的国际关系新趋势是国际治理的发展     

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借助的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 ,而这种方法论来源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也存在着像萨缪尔森指出的其在经济学应用时存在的问题 :“其他条件相同”、“后此谬误”、“整体与部分合成谬误”、主观性、无法应对不确定性和可信性假说。建立在这种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理论不是“价值中立”的 ,它具有维护现存世界秩序 ,服务于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倾向。     

后现代视野中的国际体系——全球化和新中世纪主义体系观之比较

全球化理论认为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 ,民族国家主权原则面临严峻挑战 ,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特性行将消亡 ,国际体系正从领土主义的现代体系向非领土主义的后现代体系过渡。继全球化理论之后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乔格·弗里德里希提出了“新中世纪主义” ,作为分析“后国际”体系的新范式。新中世纪主义认为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断定主权国家行将消亡的结论是十分偏执的 ,在“后国际”体系中 ,民族国家和跨国市场经济是两种永久并存、相互竞争的普世主义 ,它们与社会行为体一起构成并行不悖的三大行动领域。因而 ,缺乏无可争议的至尊权威是“后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特点。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特性也许就是开放式的自主发展 ,充当国际关系知识的一间“世界工厂”。所谓开放 ,在其主要意义上是指 ,在与美国一起分享共性的“盎格鲁———美利坚知识传统”的同时 ,英国又把自己定位为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自主发展 ,是指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上百年的发展中并不依附于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名牌” ,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许多英国学者更倾向于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批评理论。多元主义与学术民主色彩明显。不要求学者服从于某种整齐划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 ,比美国同行更有可能、更有资格回应全球化提出的各种挑战与问题     

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社会性因素的缺失

本文探讨的是国际关系中社会因素的缺失。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要么忽视了社会性因素的存在 ,要么仍然关注过少。本文首先认可了亚历山大·温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评 ,即它们没有意识到国家身份、利益和认同的可塑性。其次 ,认为温特只是引入规范和认同这两个变量 ,对阐明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因素是不够的。最后 ,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来部分弥补这一理论上的缺失     

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统计分析 ,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发展趋势。在对此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又考察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范式变迁”问题。从这些考察及其在这种发展、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期刊从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因而进一步思考国际关系期刊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     

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理论大理论范式具有无政府状态假设、科学理性范式、见物不见人等三大明显的缺陷,适合西方但未必适合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问题。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华夏体系来看,用这三大范式进行理论解释有很大的缺陷。比如,华夏体系也是一个无政府结构,但这是一个有权威的、等级特别明显的结构;与用安全解释大国崛起的西方观点不同,华夏体系中出现的霸权国家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安全问题存在;西方的均势理论似乎特别不适合华夏体系中秦国战胜六国联盟的历史。华夏体系各国的人员、商品、思想的流动和开放程度都很高,也通过频繁的盟会产生了一些共有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但这种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又是十分有限的、不可靠的,齐国霸权、晋国霸权、魏国霸权之后,这种合作都没能持续下去。华夏体系中的那些华夏国家也的确有一个身份问题。但身份的认同不如建构主义所说的有那样大的作用。所以,应把这三大范式从普遍性的理论研究范式还原成西方特色的理论研究范式。     

我们的世界何以生成:国际关系理论与“9·11”

本文集中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在“9·11”事件中国际关系理论所起的“同谋性”作用。从探讨韦伯的“以科学为业”和“价值无涉”的观点为开始 ,考察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10个核心假设在构建这门学科中的作用 ,认为建立在特定暴力概念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以看似中立和普遍的理论反映了最有权势者的利益 ,从而“促成了”“9·11”事件的发生     

理论之间的关系及理论的应用

首先谈一下国际关系各大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的每个理论都为研究国际问题提供观察、理解和解释的视角和方法。从横向上看,世界纷繁复杂,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把对世界体系中的行为体产生作用的每种因素都罗列出来,但这只能使我们对国际关系有一个“全面”而“肤浅”的认识。为了深刻认识国际关系,我们需要从体系层次上找出对行为体起到最大影响和作用的动力,对其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这种“片面”而“深刻”的研究就是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大主流理论的差别在于它们对国际体系…     

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

对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知识”与“权力”二者的联系进行解构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也参与到了“民族化”国际理论的行列之中。本文采用一种谱系学的方法来描述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学派的浮现及其逻辑 ,并且分析该理论对古代“大同”伦理观念的诉求。这种理论建构将与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讨论的浮现及其逻辑联系起来。“国际社会”和“大同”都使用“文明标准”作为区分国际关系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文章结论认为 ,这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一致的诸多方法之一 ,即是用文明和帝国的相同逻辑来排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 :为了重申中国和英国理论上的“我族 (self)”而建构一个美国理论上的“他族 (other)”。因此这些理论并非其倡导者所认为的那么彻底 ,它们将理论探讨局限于三个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政治中其他“国家中心主义”方法的保守联盟者。     

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之后 ,国际关系变化导致了安全观念的变化 ,出现了安全议程应该宽泛还是窄小的争论。这一交织在被称为“第三浪”国际理论大辩论中的争论 ,使得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异彩大放 ,形成了巴瑞·布赞、奥利·维夫领军的欧洲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即哥本哈根学派和以卡赞斯坦为代表的美国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而哥本哈根学派由于提出安全复合体理论和非安全化理论 ,成为西方安全研究领域最为显赫的流派。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而已。他们提供了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以便理解谁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实施安全化。他们的方法兼容了传统主义者的议程。在今天的世界里 ,地区复合安全理论存留下来也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     

知识经济的历史考察

尽管知识经济的概念出现较晚 ,但经济思想史上对它的论述则早已有之且相当丰富。从 16～ 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到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 ,知识经济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1)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 ,为知识经济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 )知识经济思想的形成。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施赖贝尔、奈斯比特、屋太一分别从“后工业社会”、“未来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提出了丰富的知识经济的思想。 (3)知识经济理论的确立。马克卢普、马克·波拉特、彼得·德鲁克等人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对知识经济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总结 ,不仅提出了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 ,而且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测度方法 ,形成了知识经济的理论体系     

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北大核心

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单一本体论基础上,在单元层次上趋于把构成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国家视为权力单位,在关系层次上把国际关系简化为一种权力关系,在体系层次上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更接近物理系统的简单系统。而在批评新现实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单一性问题。作者在梳理学术界对国际关系本体论思考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基础,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跳出“政治学囚笼”,置于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新本体论三个层次的特点是:在单元层次,构成国际关系的单元是考虑了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的多元国家;在关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一种由人类多维活动构成的复杂网络;在体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人类在国际场域中多元社会共现的演化系统。世界强联结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支持新的本体论思考:人类多维活动被深度卷入国际场域的现实支持从多元、多样的视角看待国际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强联结的现实支持把国际关系模式视为一种多维复杂的关系网络;国家间因深度互动而出现“共同体化”的趋势支持把国际体系视为“多元社会共现”的文明演化过程。     

简述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引起了学界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赞同者有之,批判者更多.学者们围绕文明冲突理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文明冲突的形态,文明冲突到底是文明间的冲突还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抑或利益的冲突;文明的研究范式,文明冲突理论只是基于美国的战略意识形态,用于构建国际关系,在范式的基本要素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亨廷顿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存在偏差,没有认识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的特质.文明冲突理论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政治秩序和人类文化样态的视角.在和平的企盼下,冲突仍应得到重视,而中华文明可为消弭冲突提供东方智慧.     

国内规范争论与国际规范演变——对“春秋无义战”的跨层次分析

针对争论如何影响国际规范演变这一问题，作者结合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从中国春秋时期国际战争规范退化的历史中提炼出一个解释国际规范演变的理论框架：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规范争论的结果会影响规范演变的方向，当国内规范争论的结果违背原有规范下的社会预期时，会经由规范之间的相互嵌入性导致与国内规范相连的国际规范出现退化；同时，这一效应会随着现实主义范式所强调的国家间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而被放大。为此，作者创建了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规范争论和国际战争正义性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以定量方法检验并支持了该框架推导出的假说。分析揭示，“春秋无义战”的出现未必是由于楚国等异质性修正主义大国对周礼战争规范的挑战，而更多是规范主导者周王室的衰微以及各诸侯国在争霸竞争中实力趋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透过国际规范演变的理论视角和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的历史启迪理解当下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危机。     

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世界历史上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快速变化往往诱发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从而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大国崛起的“信任困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既有文献尚未对此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信任危机进行系统研究。为此,作者尝试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五常”信任思想、软实力理论和国际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际关系“五常”规范——仁、义、礼、明、信(分别对应善意、责任、秩序、透明、信誉)为核心内容的“信任力”理论及其整合模型。该理论是关于国际信任的一般性理论,有助于缓解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也有助于崛起国获取国际社会信任以便在实力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走出“信任困境”。提高信任力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特别是周边国家和霸权国的信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设计后,作者选择中国—东盟关系进行案例研究,以阐明信任力理论的有效性与未来潜力。     

世界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范式转移展开的，在其理论早期，国家主义范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复兴，从而对传统的国家主义范式理论构成了冲击。这种冲击促使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适时调整研究思路，从而使以世界主义范式为导向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确立了一席之地。但是，世界主义范式又受到传统国家范式理论的批评，其本身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社会变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变化”或者“社会变化”一词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过去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 (现实主义 )很少提及“变化”的概念 ,更谈不上关于变化的理论分析。今天 ,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理论聚焦“变化” ,试图理论化这个概念。冷战结束后 ,各种描述“变化”的术语扑面而来。到底什么才是“变化” ?如何衡量“变化” ?由于公认的最根本变化是全球化 ,最近几年 ,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机构都在做着大量全球化的工作。关于新近的全球化深度和广度是否强过历史上的全球化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一些国际关系学者 ,如著名的加…     

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历程、成就与限度

从数学和经济学领域借鉴而来的博弈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开始使用并迅速发展。借助博弈论,现实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大国冲突与对抗问题、自由主义者在80年代对国家合作问题分别进行了有力的战略分析和理论演绎。作为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弈论为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和构建统一的学科范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博弈论也存在很大的限度,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加以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