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探析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村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合理有效的村庄治理是我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前提。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中确立了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原则,村民自治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经过2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农村村委会选举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并逐步从不规范走向了规范化。然而,就在农村民主持续发展的时候,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一些影响和破坏正常民主选举的现象,贿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现象,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因此。为了切实的推进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本文对我国农村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进行了概述,分析了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的表现及其成因,并进一步提出了遏制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的对策。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两种信任的绞合

村庄信任资源存量高并不必然促进基层社区政治权力的正向分配,由非正式行为准则和互惠规范构建的乡村人际信任网络将选民与贿选者捆绑,形成道德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贿选提供非正式制度依托。制度信任被操纵成为贿选者规避风险的工具,加之它回应选民诉求的迟钝和乏力,迫使选民转而依附人际信任。高能的乡村人际信任不断挤占制度信任空间,形成纵容贿选的“加速数效应”。为此,培育新型农村社区组织,转变宗族式信任分配机制为制度化的信任分配机制可有效预防和遏止乡村贿选。     

“贿选”治理，摸着石头过河

2008年是农村村民自治从萌芽到逐步发展的30周年，是第一部《村委会组织法》试行20周年，是现行《村委会组织法》施行10周年。     

我国“村民自治”的制度问题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实现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途径。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问题集中于它的组织制度和选举制度上。作者认为完善的组织制度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根本保证，完善的选举制度是其组织制度实现“村民自治”本质要求所必须的前提。它们的制度化，对于我国农村真正实现基层民主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论“村官贿选”的法律规制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体制中的一大特色,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体现。然而,当前由于相关选举机制、法律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村官贿选”现象日益突出。治理“村官贿选”,在主观方面,应当促进村民的权利意识与文化素养的提高;在客观方面,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促进选举制度的规范化发展,确保村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落实。     

善治视域下的“村民自治”与“村官自治”

善治是以法治性、责任性与合作性为基础的＂好的治理＂。善治视域下,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是与良好的村民自治分不开的,而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项内容,其中最薄弱的就是民主监督。缺乏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很容易滑入＂村官自治＂的漩涡。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善治＂,必须要以村务公开与村民自治为基础,使合法的＂村规民约＂得到落实,违法的＂村官自治＂得到遏制。     

村民自治在解决问题中前行

建国50年以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社会特点的基层民主化道路正在形成。这其中，村级选举的成就尤令世人属目。1984年，福建省走在全国的前列。开始了第一届村委会的选举。20年来。福建各地经过一届届村委会选举，绝大多数的村庄选出了群众满意的村委会领导班子，一大批素质高、年纪轻、能力强的新任村干部走马上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都存在一些诸如贿选等不容忽视的选举违法违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福建基层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2003年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5周年。近日。我们特请来两位嘉宾。就如何逐步推进和完善福建基层民主建设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     

珠三角地区村民自治模式创新研究

1998年厂东省农村改制全面铺开。此时，一直走在广东乃至全国前面的珠三角地区“村民自治”模式创新和“两票制”民主实验，在全国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典型地区，也成为学术界理论视点和理论研究的主要地区。     

政治文化视阈中的村民自治建设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整体转型时期,虽然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在物质和体制层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农民政治意识的培养和政治素质的提高却相对滞后。农民民主主体观念、法律观念以及独立政治人格的缺失深深地制约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因此,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培育参与型的农村政治文化对推进村民自治的健康快速发展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博弈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从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上这项制度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本文用文献法对中国村民自治资料进行梳理，用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对村民自治中博弈的各利益主体进行分析。通过对中国村民自治目前研究的状况的梳理，本文认为，在博弈论视角下，村民自治的开展，是训练中国农民尽快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有效手段；村民自治的开展也揭示了一个业已存在的问题，即，中国政府力量也需要加快现代化才能适应国家现代化变化的需要；同时，在理论分析中国政治问题时，不应把共公权力一律视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还需要从参与博弈的各方利益角度透视问题，方能看清政治力量的发展趋势。     

村民自治：中国乡村女性民主政治参与的转型

近代中国乡村妇女民主政治参与经历了两次大转型。村民自治促使乡村妇女民主政治参与转型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法律赋权、程序化等突出特点，但转型过程的良性发展，还需面对历史和现实的问题。     

村民自治如春雨 干群同心奔小康——安徽省当涂县塘南乡村民自治工作调查

安徽省当涂县塘南乡把村民自治作为解决农村各种矛盾,推动农村各项工作开展,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牛鼻子”工作来抓,有力地促进了全乡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取得了显著成效。１９９７年,该乡荣获全省“村民自治示范乡镇”荣誉称号,全乡１８个村,村村...     

如此村民自治——铜川下高埝乡村级政权现状调查

“如果按目前这种选举方式进行下去，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就可能落入黑恶势力之手。”陕西省铜川市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兼下高埝乡党委书记冯百成如是说。下高埝乡28个村子里，曾经有近乎一半的村委会主任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或上任后因经济问题而被判刑。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全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合法选举”而进入村委会的。     

从S、L两村选举浅析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突破口

基层民主建设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发展基层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以农村选举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当前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突破口,对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     

邓州“4＋2”工作法构建村民自治新机制

河南省邓州市探索推行“四议两公开”（本村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简称“4＋2”工作法,有效地发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构建村民自治新机制,为党领导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建设提供了经验。     

农村“两委”村民期盼“将相和”

中国村民自治从发端到现在的十几年中，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各地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村民自己信任的当家人，村民自治工作得到了明显的强化。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一些地方党支部和村委会（俗称“两委”）的严重对立，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两委”对立书记主任唱对台戏党支部作为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在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如果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便会造成“两委”关系失衡，导致“两委”首脑———书记和主任的权力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