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的研究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家庭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首次使用了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并把家庭房产按照自住和非自住分类纳入不同的资产账户，然后明确定义了两个变量：生钱账户的钱占家庭总资产比重、保命保值账户的钱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 H FS）数据，建立Tobit模型，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越大，家庭分配在生钱账户上的资产越少，分配在保命保值账户上的资产越多；同时，人口老龄化对不同收入组家庭、不同城市层级家庭存在着异质性影响。     

危机前后美国寿险公司不动产投资研究

基于ISIS全球保险公司数据库收录的美国寿险公司数据资料,本文研究了美国寿险公司的不动产投资情况.研究发现,从美国寿险公司的资产组合构成来看,不动产投资所占的比重还很低,且在次贷危机前后不动产投资在整个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重没有很大的变动.在美国房地产市场顶峰期的2005年,寿险公司所持有的不动产投资反而是最低的.但是,...     

医疗保险、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与财务脆弱性研究

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新的研究问题。医疗保险作为分散疾病风险的重要工具，对于稳定和提升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降低家庭财务脆弱风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家庭财务脆弱性和脆弱程度指标，并进一步细分财务困境家庭和边缘脆弱家庭，从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视角，探究医疗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通过改变家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实现对家庭财务脆弱的影响。其中，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主体，居民医保能够显著降低所有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状态的概率和程度，尤其对边缘脆弱家庭的效果更显著；商业医保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能够进一步降低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状态的概率及程度，对财务困境家庭的改善效果更明显。建议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通过不同渠道增加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资本，缩小医疗保障需求缺口，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改善家庭财务状态。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构成的影响及区域间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老龄家庭对房产、银行储蓄的持有比重更大,而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小;家庭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银行储蓄和房产的投资,同时,会抑制家庭对股市、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人口学变量如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和家庭财富、收入对家庭财富构成也都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结构在中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基金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对家庭房产投资的边际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年龄及年龄结构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偏好和提高预防性储蓄进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决策。     

超额现金持有、过度投资与代理成本——来自我国2006~2012年寿险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了2006～2012年间34家寿险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寿险企业超额持有现金、过度投资以及二者间相关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寿险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和超额持有现金问题,而由于寿险企业监管较严格,过度投资问题并不严重,但是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寿险企业中,超额持有现金加重了代理问题,是造成过度投资的重要因素,并且资产规模越大,问题相对越严重。不过具有外资参股的寿险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相对轻一些。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固流比率分析——来自沪市的数据

<正>一、引言资产结构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业绩等许多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它不仅影响财务的流动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甚至决定企业收入和利润的来源。我们知道,资产结构主要有各部分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和各部分资产之间的比率两层含义。其中,企业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比率就称为固流比率。作为资产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固流比率贯     

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和家庭资产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该效应城市高于农村;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收入较低时,替代效应较大。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外资银行进入对中东欧国家内资银行绩效的短期影响研究——基于10国105家银行的面板数据检验

利用中东欧10国105家内资银行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东欧国家内资银行绩效的短期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短期内,外资银行进入提高了中东欧国家内资银行效率,但也显著降低了这些国家内资银行税前资产利润率和非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资银行进入对内资银行绩效的影响依赖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银行业发展程度。研究表明,随着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银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外资银行进入对中东欧国家内资银行税前资产利润率和非利息收入占总资产比重的负面影响将减弱。     

房产价值变动、城镇居民消费与财富效应异质性——来自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对2010年和2012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中的城镇有房家庭进行了配对,构造了两期面板数据,就房屋价值变动对家庭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房屋按揭贷款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家庭房产差异对于房屋财富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房屋资产对家庭消费具有明显的财富效应;房屋按揭贷款为家庭购房带来"杠杆",当房屋价值提高时会引起更大的财富效应:相比单一住房家庭,多套房家庭的房屋资产具有更明显的财富效应;房产占家庭资产比重较低的家庭,房屋资产的财富效应较大,随着房屋投资属性的降低、消费属性的提高,房屋的财富效应会下降。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居民房产支出对其金融参与度的影响分析

我国居民家庭总资产逐年提升,房产也成为居民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家庭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其持有比例却并未同比例上升.因此研究房产支出如何影响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对改变家庭资产配置的失衡状态至关重要.     

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与住房财富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年度面板数据,对住房财富效应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正向住房财富效应,且人口年龄结构对各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正,但老龄人口比重比少年人口比重的边际影响更大;住房资产占比对大部分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较小;此外,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其边际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其边际影响逐步上升,住房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使其负向边际影响逐渐增大。     

认知能力、社会互动方式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CFPS2016数据,研究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方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下社会互动,并对线下社会互动有挤出效应;而线下社会...     

中国居民资产配置效率的门限效应研究:金融约束视角

本文基于金融约束视角,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并运用门限回归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居民资产配置效率的门限效应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流动性约束、房产持有及商业资产持有三个角度分析居民面临的金融约束,居民资产配置效率的非对称门限效应在不同样本中都显著存在。居民持有资产的风险水平越高,带来的投资收益增量部分越低。同时,持有房产在缓解居民金融约束的同时,资产风险增加对于居民资产配置收益的促进作用仍然下降,受流动性约束影响低的居民以及持有商业资产的居民均能够获得更高的资产配置收益。在不改变金融约束的框架下,以商业性资产替代房产作为主要资产种类能够从微观层面增强经济稳定性,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优化收入结构,提升资产配置效率。     

家庭保险资产持有影响因素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保险学界的文献偏重宏观,忽视微观,因而文章尝试分析微观中国家庭持有保险资产的影响因素,并重点关注了风险态度和家庭特征。由于保险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核心——风险态度,在实证分析中往往被忽略,文章借助实验经济学的思维,用假设证券估值来测度微观个体的风险态度,并将之运用在对居民家庭保险资产持有影响因素的分析上。文章采用全国4 066个微观家庭的大样本调研数据,从实证角度验证了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家庭持有保险资产的意愿更强和数量更多。具体到家庭特征对保险资产持有的影响,家庭收入、自有住房、遗赠意愿都对家庭保险资产持有有正向影响,而流动性限制的存在也将降低家庭持有保险资产的额度。     

证券声音（2007年8-9月）

李力（中诚信国际高级分析师）： 中国各家商业银行持有的海外资产在其总资产中所占比重较小,且银行对外汇资产的投资十分谨慎，一般都倾向于投资资产质量较高、风险低的金融产品，像美国次级债这样的高风险产品少有涉及，因而总体上看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影响有限，但应当密切关注此次危机对美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因为危机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周期步人下滑阶段，从而影响全球经济，     

寿险公司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为了探索寿险公司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选择58家寿险公司2010～2015年度公开披露的数据信息,以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寿险公司企业价值变量指标,以ERM作为全面风险管理核心变量指标,包括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指标ERM1和技术能力水平指标ERM2。其中,ERM1从3个维度衡量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体系的影响,ERM2从3个维度7类风险衡量全面风险管理技术能力水平的影响,ERM3(ERM1×ERM2)衡量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和技术能力水平的共同作用。运用赋值法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ERM1、ERM2、ERM3均与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ROA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128***、0.00530**和0.00278***,表明寿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体系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技术能力水平有比较明显的影响,而二者共同作用则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拥有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的公司,资产收益率将相对提高3.84个百分点(1.28%×3=3.84%);拥有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技术能力水平的公司,资产收益率将相对提高3.71个百分点(0.53%×7=3.71%);同时拥有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和技术能力水平的公司,资产收益率将相对提高约5.84个百分点(0.278%×3×7 =5.838％)。由此可见,完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体系、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技术能力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寿险公司的企业价值,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