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由于历史学家的学术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从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寻求解决历史遗留给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沉重包袱的钥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价值追求,许多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试图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以及受该结构制约、规定的社会发展道路。     

融合与创新:新中国史学研究七十年——第十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正>2019年11月9—10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厦门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融合与创新:新中国史学研究七十年"为主题,回顾和总结新中国史学七十年发展历程,提倡跨学科研究与学术创新。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总结新中国史学七十年发展成就论坛中多篇文章回顾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涉及近代史、经济史、社会     

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今年因为编辑《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一书,对带有学术总结性看法的文字特别注意。近读敝友许纪霖兄为杨念群兄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所写的书评,在论及杨书出版的时代学术背景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一言以蔽之,“到九十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其史学观是“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是“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这样的乾嘉传统当然已经被“现代化”了,若起乾嘉学者于地下,恐怕很难有人能识得这是他们创造的“传统”。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中西治学方法论的差异

本文认为:西方人的治学传统和习惯是以形而上学为先导,以演绎思维为基本方法来建构思辨史学体系。由于这种方法灌注了作者本人的生命体悟,因而往往更能震撼人心。相形之下,我们的学术传统过于注重训诂考据,轻视理论,不屑于进行历史思辨。正因为如此,中国虽然拥有汗牛充栋的记载历史事实的典籍文献,却很少见到解释历史动因和规律的历史哲学著作。就此而论,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不过是历史考据学。     

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与定量分析探索

中国经济史学在20世纪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自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却出现衰落的迹象。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应深化对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总结。定量分析是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发展走向之一。定量分析的方法主要有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其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曾经历曲折。《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在定量分析和理论视角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统计分析,还是计量分析,都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定量分析只有与定性分析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能收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献中缺乏完整、系统的数据,且中国各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因此在作定量分析时需要审慎。在吸收借鉴国际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时,应立足本土社会经济实践与文献资料条件,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     

当代海洋管理与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

当代中国海洋管理的现状迫切需要我们对中国海洋管理的历史加以梳理,我们以海洋史学为研究构架,力图综合运用海洋科学及管理科学的研究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进行整体研究,找寻海洋史学下的中国古代海洋管理史的研究路径.     

试说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学的整合

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科际整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分类科学间方法、资料上的相互借鉴、学习，乃至相邻学科间的相互整合，仍是当今人文社会各学科挖掘学术潜力、开创新风气的主要途径。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超乎传统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社会史作为考察经济史问题的重要机制，将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比较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学，将契约文书等传统史学所不致意的材料运用于学术研究。独辟蹊径，给传统学术吹送了一阵可蔚的新风，“发凡起例，反响不绝，由附庸变大国，形成一个流派，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代归国留学生与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1898～1937)

本文立足于宏观学术史与微观群体间的互动关系视角,研讨近代留学归国学者对北大经济学科发展的贡献与影响。论文运用分析史学中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重点关注现代学术发展与教育的关联历程。全文根据对北京大学相关史料的考订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从留学生群体与北大经济学系科的设立和发展、北大经济学科留学生群体的学术思想脉络等方面逐层展开分析,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学科与学派:中国经济史学的两种分类——从梁方仲的学术地位说起

我想对梁方仲教授在中国经济史学史中的地位谈点认识。这是旧话重提。1988年的这个季节，我和梁先生的学生周秀鸾教授（内人）应邀参加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我们都发了言，周教授介绍了梁先生的一种研究方法，我谈了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建立过程中的功绩。后来要出纪念文集，嘱将发言稿整理成文。我们以二人发言的内容都单薄，遂合二为一，这就是《梁方仲——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为什么要旧题重说呢？     

傅衣凌求学厦门大学考述

在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他走上历史道路、探索中国传统社会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从1930年2月到1934年1月,青年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度过了整整四年的求学时光,奠定了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学术走向。对厦门大学的求学经历作一较为详细的考察和梳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傅衣凌史学研究历程的起点。     

《食货》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促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但这一因社会革命运动而起的研究取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政争,而较少学术的内涵。其严重流弊是滥用理论、轻视史料以及缺乏学术合作的精神。针对这一情况,陶希圣创办《食货》,摒弃政论,倡导史料收集,培植学界新人,加强交流合作,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反映了《食货》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的状况、趋势。     

从女强男弱向贞孝节烈的转变——读刘正刚教授新作《明清地域社会变迁中的广东乡村妇女研究》

正近三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不断增多,据统计,国内每年发表的妇女史论文不下百篇,《历史研究》等重要史学期刊曾组织过多次关于妇女史研究的笔谈,妇女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以妇女或性别为主题的定期出版物创刊,妇女史研究论著选读早已出版。中国的妇女史学科也在一批女性学者的努力下初具雏形。根据妇女史学界学者们的总结,到目前为止的妇女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添补史、女性视角的妇女史和社会     

还历史的本然与历史——傅衣凌先生学术格局之我见

傅衣凌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史家,对于他的学术贡献,历来见仁见智者颇多。通过对傅衣凌先生学术之路的背景分析,便不难发现,他一直都在致力于为中国历史找回它的"本来面目",不认可以历史的"一般"取代历史的"特殊"的做法,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学术格局的两大相互关联的进路。傅先生这一学术格局,对于当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具有多重现实意义。     

第三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2016)征文启事

<正>为加强全国经济史学科博士后之间的学术交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史学研究高层次人才,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贡献高水平智力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中国经济     

围绕“乡族”问题——在厦门大学共同研究会上的讨论报告

一九八三年四月至次年一月,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中国教育部双方协定所派遣的长期研究员,就“中国明代土地制度研究”这一总课题,在中国的复旦、厦门、武汉、南京以及北京五所大学学习。其间,除荣幸受邀参加在昆明市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给我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市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机会。关于这些活动的概况,记述于另稿《和中国史学界的十个月》中(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九二、史学三一,一九八五年)。本文所述,是为了把八三年九月在厦门大学度过的一个月间,本人与傅衣凌、杨国桢二先生为首的厦大历史研究所以及历史系的研究生们所进行的共同研究会的情况传告于诸位。同时本文能够作为战后给我们极大影响的厦门大学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现状报告,也是荣幸之至。     

再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研究的史学意义——与杨师群先生再商榷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萌芽及萌芽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依据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所具有的国际影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理基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史学方法等方面体现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史学意义.     

虞和平与中国商会史研究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进展。虞和平对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学术敏锐性;而他对中国近代商会独辟蹊径的研究,也确立了他成为引领中国商会史及中国史学研究潮流其中一员的地位。虞和平的中国商会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强调运用多学科理论和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他不仅成功地将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引入到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当中,还通过对比中外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成果,从而富有远见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新的研究生长点。     

再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傅衣凌作品集》出版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杰出的明清史学家.傅先生毕生的学术贡献,主要就在于他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首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2014)征文启事

正为加强全国经济史学科博士后之间的学术交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史学研究高层次人才,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贡献高水平智力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承办的首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将于2014年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     

史料和理论关系讨论的历史背景——关于史料和理论关系的再探讨之一

三十多年来,史料和理论的关系的讨论之所以反复起伏,不断地牵动许多史学工作者的思绪,是因为这场讨论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兴衰起伏有关,或者说,这场讨论反映了新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史理关系之争大体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命题和内容多有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是根本方法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史学理论和方法,仍然是关系到历史科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我想对这一问题作一系统探述,这对历史科学理论的研究也许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