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空巢老人社会保护体系建构——基于福利治理的视角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广大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亟待解决。本文从社会保护、福利治理的角度切入,从经济供养、日常生活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来了解农村空巢老人的自我保护、非正式保护、正式保护的现状,提出建立政府主导下的福利供给多元化的社会保护体系,以实现农村空巢老人安享晚年的目标,提升空巢老人总体的福祉。     

社区组织:老年人社会福利再造的探索——从兰考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切入

西方福利思潮笼罩下的中国福利研究缺少本土文化和具体研究场域的关怀,而中国现实却让中国人的"西方福利梦想"成为一种不现实的选择,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发展的发展道路。在市场和时尚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中国农村中传统的福利观念在逐步地萎缩,同时农民所享受的净福利也同时在减少。如此的现实刺激着我们要冲破西方、市场和消费主义话语下的社会福利定义,从而进行社会福利的再造,只要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福利内容并满足这种需要。老年人协会在村庄内正是承担了组织化再造社会福利的功能,如此我们才看到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价值理性”与福利政策瞄准偏差——基于甘肃省东部农村新农合的调查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老龄化浪潮的来临,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政府加快了福利政策的推进。福利政策的瞄准偏差影响着福利效率,传统的瞄准研究从技术分析视角、政治过程视角、文化视角三个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而文化视角侧重于文化特殊性与福利污名化关系的研究。调查发现甘肃东部农村存在与文化特殊性相关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构成了不同于福利污名化的另一个面向新农合政策瞄准的影响。而该价值理性主导的行为选择所形成的新农合政策瞄准偏差的缩小,不仅需要农村地区关于"孝"、"享福"与"善终"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在个体行为上实现以对患病高龄老人进行及时治疗,而非将大额金钱用于丧事消费;同时制度层面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高龄患病老人对医疗资源的可及性。     

农村养老何处去

每年的全国两会,养老问题都备受关注.今年,老年就业、农村养老、适老化则成为高频词汇.其中,农村养老这个"老大难"问题引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发声:完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法规政策体系,建立多元多层筹资机制,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推动社会力量、慈善组织参与农村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建设,建立统一的困难老人福利待遇清单,包括社会救助...     

尤溪县首批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投用

<正>到2014年底,福建省尤溪县已建成首批25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让农村老人享受到家庭式照料、亲情化服务。尤溪县现有60岁以上老人56.9万名。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方面,农村独居老人、空巢老人逐年增多;另一方面,各地村级养老机构建设相当薄弱,甚至还处于空白。为此,尤溪县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大力建设     

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庄整治

<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许多村庄出现大量的闲置房、危房,不仅影响村容环境,存在安全隐患,还导致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同时,农民居住地分散零乱,面积过大,增加了农村进行水、电、路、通信、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统一建设的难度。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结合安徽省宣城市的实际情况,对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庄整治提出相关建议。一、村庄现状及影响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存在的一大问题是空心村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发展必然性,它制约了农业产业发展、导致教育资源不公、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基层管理与服务缺失等。一是农业生产人员老弱化。目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农村基本上靠留守老人、妇女经营土地。2013年宣城市     

桂平市五保村建设的调查报告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些原有的社会保障项目。特别是农村五保老人的供养制度受到严重削弱，而新的供养制度还未建立起来。这种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的状况，无疑给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带来不良影响。建立和健全我国新的农村五保老人供养模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紧迫任务。为了总结和探讨新时期农村五保老人供养的新模式．笔者对我国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的发源地     

合作收益视阈截至下农村养老支持力体系构建研究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加上农村年轻劳动力在比较收益的激励下向外流动等现实国情,将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新农保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居民养老支持力的内容。养老支持力的多元化意味着现行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然而,以新农保为主的政府支持力在高参保率的"泡沫"褪去之后却产生了参保老人福利水平不升反降的"倒逼效应";经济转型以及家庭的结构性嬗变带来了家庭支持力来源的单一化;社会支持力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不稳定以及社区支持同质化下充满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构建政府、社会、家庭和社区四位一体的农村居民养老支持力系统模式就成为缓解我国农村老人养老困境的必然选择。在该系统中四方支持力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并获得合作收益,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     

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思考——基于两个村庄的实地考察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对农村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L村和Q村两个村庄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情况,存在诸多问题.要合理科学地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关键在于建立多元筹资体制、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均衡城乡供给、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     

组织制度影响失地农民的福利感受吗——基于三亚三村的调查

基于对三亚三个村庄失地农民收入水平、福利感受以及失地社区个体自我意识、正义感、领导人期望、政治参与、民主监督这五个组织制度维度的调查,揭示了,组织制度正向影响福利感受的关系,提出了构建失地社区组织的原则。     

养老金收入如何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基于相对剥夺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分析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机理,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增加在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同时,还能缩小其主观福利差距。养老金收入增加对女性、低龄和低收入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更大,相对剥夺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于此,应以公平、适度为目标,缩小养老金收入差距,切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农村空巢老人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湖南省石门县为例

基于湖南省石门县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的调研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考量空巢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村空巢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以净供养型为主,其次为净抚养型与供抚平衡型;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月收入、子女经济情况及居住状况对空巢老人代际经济支持类型具有显著影响。鉴此,可从家庭、村落与社会三级层面优化家庭代际互助模式,创新村落帮扶协助机制,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从“互助”到“互惠”: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老年照料的出路

作为我国传统的老年照料模式,家庭照料在欠发达农村地区正受到“少子化”和人口流动的冲击。与此同时,受制于“欠发达”的经济社会环境,福利照料模式和市场照料模式发育不良。一些地方尝试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模式往往存在“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或可持续性差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发展类市场性质的“互惠养老”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村民,接受养老服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及其家人;参与各方因各有所“图”而结合,各有所“为”而促进机制可持续运行,最终达到各有所“获”的制度目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对家庭养老影响研究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面推进,是研究农村家庭养老状况的重要社会背景。论文通过对湖北三地868份样本的定量分析,发现新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家庭养老功能影响不平衡以及对家庭养老地位影响代际不平衡。论文探讨了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进展问题及政策建议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是新一届政府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经之路。本文从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个领域深入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基本框架和最新进展,并从宏观调控、贸易投资以及相关金融改革三个方面研究了上海自贸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最后,本文就如何进一步完善上海贸区建设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

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是本土化家庭养老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论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数据,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非条件logistic模型,分析了微观领域影响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因素层面,年龄对代际经济反馈呈现正向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则为负向显著性影响;在家庭因素层面,子女数量以及对孙辈的投资状况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存在着正向显著性影响。基于数据结果,论文提出了加强对农村高龄老年人的关注、加快农村养老制度建设以及积极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等对策。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强度的实证分析——基于辽宁省S镇农村老年人的问卷调查

基于辽宁省S镇农村社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查发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更加符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依据克雷顿·奥尔德弗"ERG"需求层次理论,将农村老年人需求分为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赡养三个层次。通过李克特量表法衡量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强度得出,农村老年人所需的医疗保健和精神赡养与生活照料相比需求强度较高。运用spearman相关系数模型测算了年龄、性别、生活自理能力、婚姻状况、健康自评等因素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强度的影响程度。为此,我国发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尊重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以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强度为依据实施精准供给,积极完善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政策支持体系,逐步满足农村社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基于平等主义文化的瑞典养老服务体系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瑞典作为斯堪的纳维亚福利体系的代表国家之一,其养老服务体系被打上了平等主义文化的烙印。瑞典平等主义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土地改革、贸易联盟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一系列事件。受到平等主义文化的影响,瑞典养老服务体系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1918年以前,瑞典以家庭养老服务为主,政府只为贫困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1918—1949年,以老年之家为代表的机构养老服务为主,覆盖全体老年人;1950—1989年,居家养老服务成为瑞典最主要的养老服务方式;1990年至今,“消费者选择”提升了瑞典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政府成为养老服务的唯一责任主体。瑞典基于平等主义文化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经验为我国带来以下启示:大力推进城乡养老服务设施与养老服务津贴的全覆盖;以服务质量为导向推动养老服务供给侧竞争;创造平等的就业环境,为养老服务提供人员保障;充分发挥第三方组织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     

授信风险视角下乡镇企业融资困境及其法律对策

对乡镇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以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有关规定,通过在合同中约定乡镇企业具体的资金用途、约定贷款人在危机时刻摆脱合同的终止权、引入授权额度框架协议、完善农村土地抵押流转的制度规范以及通过立法和政策的共同努力构建乡村系统信用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提高乡镇企业的融资能力,促进乡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