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

资本结构问题是企业财务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本结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因素，它既是决定企业整体成本的主要因素，又是反映企业财务风险程序的主要尺度。就目前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呈现出资产负债率偏低、负债结构不合理等特征，表现出了对股权融资的偏好。本文对如何优化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展开了分析。首先通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发现出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分析了其原因。     

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因素--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新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产担保价值与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显著正相关;非负债税盾与资产负债和流动负债率显著负相关;成长性与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率和银行借款比率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率和银行借款比率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长期负债率及银行借款比率显著正相关;变异性与资产负债率和流动负债率显著正相关;公司年龄与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及银行借款比率显著正相关,但与长期负债率负相关;另外,行业效应可能也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重要因素。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行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对已有研究结论的质疑

文章从行业的角度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文章研究发现:(1)行业对资产负债率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力度相当微弱;(2)资产负债率的行业差异并不具有普遍性;(3)同一行业内的资产负债率并不具有相似性,且行业内的差异要大于行业间的差异;(4)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最优的行业资产负债率;(5)大部分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与其行业特性不符。     

煤炭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优化建议的研究

近几年来,国内对煤炭的需求持续增长,投资增长快、产业集中度低是煤炭行业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煤炭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以及融资方式的选择。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提出优化我国煤炭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对策建议,以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企业规模、非债务性避税规模和公司固定资产的增加而增大,随公司盈利能力增加而减小,而且同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相关.同时,它还会受到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公司经营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企业倾向于持有较低的长期债务.同融资的优序假说相比,静态权衡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似乎有更强的解释力.     

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企业规模、非债务性避税规模和公司固定资产的增加而增大,随公司盈利能力增加而减小,而且同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相关。同时,它还会受到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公司经营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企业倾向于持有较低的长期债务。同融资的优序假说相比,静态权衡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似乎有更强的解释力。     

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在控制股东谋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盈余管理是否与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有关。我们猜测在治理结构越差和超过监管阀值动力越大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激励越强烈；当隧道行为变得困难时其也减弱。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应计利润总额和行业中值调整后的应计利润(industry-median—adjusted accruals)与H／B股虚拟变量负相关，同时与下列因素表现出正相关关系：最大股东在公司的利益，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的利益以及董事会是否由CEO来控制。我们的结论显示了隧道问题在具有下列特点的公司里更为突出：一个强有力控股的股东，公司的CEO们对公司具有强烈的私人利益，董事会不是那么独立；然而当公司与境外投资交易股票时这个问题减轻了。而且。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北京市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企业资本结构作为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决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实证分析,用多元回归等统计学方法研究35家北京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包括总资产、股东权益、流动比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每股净资产、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增长率等7个指标。结果显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性,与偿债变现能力、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投资价值呈负相关性。     

我国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的理论与现实考察——来自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企业资本结构问题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各种因素．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选取一些变量,利用2000～2006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进行检验,揭示了我国企业资本结构问题存在的理论与现实原因。     

资产流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来自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公开财务报表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流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资产流动性显著负相关;公司资本结构与其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公司股权集中度、实际税率与公司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医药制药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合理的资本结构有利于公司行为的规范以及公司价值的提高,有利于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目标。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通过对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医药制造行业的负债水平相对较低,而短期负债所占比重太大;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最后提出建议：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应该增加债务融资,尤其应该增加长期债务比重。     

我国企业资产专用性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专用性资产可以增进企业绩效,同时也决定了企业融资契约的安排,这是资产专用性的两类经济后果.通过考察企业资产是否具有专用性经济后果可以判断企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进而可揭示企业内部财务冲突状况.本文以2005～2006年在沪深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长期资产不具有资产专用性应有的两类经济后果,表明我国企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不高.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我国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内部财务冲突的现实.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知识产权制度及在其保护下的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本文研究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表现为企业专利产出和研发投资的增加;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可以通过减少研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两条途径来促进企业创新。当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时,企业专利产出对未来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综合本文研究结果,作者认为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财务绩效,以科技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2000-2008年间沪深两市中仅发行了A股的上市公司的高频交易数据,采用有效价差和报价价差来衡量公司股票的流动性,考察了股票流动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是否满足权益再融资条件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股票流动性(即买卖价差)和资本结构呈显著负相关性(正相关性).满足再融资条件的公司财务杠杆对流动性的敏感性显著更强.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公司的财务杠杆对流动性的敏感性更强,但这种关系不是很稳健.     

管理者信心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变更的经验证据

及时更换不称职的管理者是公司治理制度有效的重要标志。文章以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公司治理参与主体的心理因素,管理者信心对其职位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自信程度与因公司业绩欠佳导致的离职显著负相关,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当公司所在地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时,自信程度愈高的管理者愈可规避因业绩欠佳带来的离职风险。     

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我国资本市场 1 998— 2 0 0 1年间发生的 41 6起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非上市公司事件为研究样本 ,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或掏空动机对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 ,当公司具有配股或避亏动机时进行的购并活动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 ,而无保资格之忧时进行的并购活动目的在于掏空资产 ,会损害公司的价值 ,但掏空行为对公司的会计业绩却没有显著影响。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转型是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2009年1月起,增值税由生产型增值税全面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有别于之前基于财务指标衡量税制改革经济后果的方法,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构建模型,研究增值税转型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非国企的效果强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受益程度大于非高新技术行业;并且,政策效应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呈倒“U”型关系.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 2 0 0 2年在上海、深圳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 1 2 8家家族类上市公司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控制性家族导致的代理问题刚刚开始出现。家族类上市公司中既存在所有权层面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所形成第一重代理关系 ,也存在家族企业主与家族 非家族雇员在管理层面形成的第二重代理关系 ,研究发现前者对家族类上市公司价值具有负面影响 ,而后者则具有双面的影响     

CEO早年经历与企业创新 ——从上市公司研究得到的启示

研究了CEO在人生早年经历1959—1961年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CEO如果在婴儿—幼儿期、童年—青少年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会导致所在企业创新水平降低,且童年—青少年期经历此事件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利用各省份受灾程度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将被解释变量前置一期来控制内生性问题,发现CEO早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因果关系保持稳健。研究还发现,CEO早年困难时期经历会带来企业研发投入的下降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债务融资和掠夺-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95家公司为样本,本文重点探讨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无论是用短期债务融资还是长期债务融资来衡量,银行借款行为都反映了家族终极控制人的掠夺动机。具体表现为: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越大,负债融资的比例越高;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地区,这一特征尤其明显。这说明上市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挥债务的治理效应,而是为了增加其可以控制的资源,为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提供便利。本文的分析有提醒金融监管当局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