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分析及其改进的政策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GDP的高增长率可能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高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结构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知识进展表现并不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配置效率的能量释放后,投资推动更加明显地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从长期均衡的动态角度考虑,由于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了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区域。改进的政策是:切实提高我国的知识进展速度;降低储蓄率;扩大非农就业、推进城市化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及调整弹性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不容置疑,但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这种高速度并不代表高效率.中国全要素生产效率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结构调整的一次性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技术进展的表现并不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减弱后,投资增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劳动增长的贡献则较为有限.从长期均衡的动态角度分析.这表现为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我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率区域.由于技术进展的作用有限.这种增长调整起来几乎是单位弹性的.因此.转变增长的方式、改善经济增长的调整弹性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环境约束下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技术效率和生产率的测度与比较

运用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1991—2016年的分别在考虑和不考虑环境约束下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与比较。研究发现,不考虑环境约束的测度结果忽略了一国发展所造成的污染损失,导致技术效率与生产率被高估;中国的技术效率在考虑环境因素后显著下降,总效率排名从样本中的第16位下降至第40位。时间趋势上,中国的环境效率与技术效率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且近年来有逐渐趋同的态势;动态视角上,不考虑环境约束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在考虑环境因素后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为下降趋势,这其中,技术进步的下降是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及测算

笔者运用标准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征事实,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和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投入驱动型的,而是真实可靠的增长.     

低碳经济下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紧张和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考虑各区域在能源约束和碳排放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显得日益重要。根据低碳经济的要求和特征应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我国29个省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考虑低碳因素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增加;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由技术进步率的变化主导,低碳技术效率变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限;西部地区不存在绝对收敛,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俱乐部收敛”,我国总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都存在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     

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比较分析

本文测算了1979—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对三次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次产业TFP存在差异。并通过资源再配置效率(TRE)模型测算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中国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资源配置效率趋势为正,应把服务业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中国低碳经济下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根据低碳经济的要求和特征应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我国各区域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做了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研究.研究表明考虑低碳因素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增加;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由技术进步率的变化主导,低碳技术效率变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限;西部地区不存在绝对收敛,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俱乐部收敛”,我国总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都存在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各个地区都存在并将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     

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的效率提升与供给侧改革——2017年经济展望

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仍较为平稳,增长为6.5%。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区间,正逐步迈向中高端发展。中国经济迈入中高端发展的关键就是两个效率提升。第一个效率提升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提升速度,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难以进行人力资本的深化。第二个伴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对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的综合反映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视为内生增长比重的测量。中国当前两个效率提升都难以达到预期,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挑战依然严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在保持经济平稳的基础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效率提升模式的重塑,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端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评价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现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探讨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首先,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且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较为稳健。其次,从全要素构成来看,数字经济促进技术效率提升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无论对于技术效率低的地区还是技术效率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均能促进其技术效率提升。最后,数字经济整体上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不显著,只有技术进步本身较高的地区才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降低交易费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层面有利于营造公平环境和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在中观层面有利于激励产业技术创新和加速技术扩散，在微观层面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2011—2020年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等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作用会因所有制、所属产业、所处城市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数字经济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机制。因此，应以国有企业为示范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高技术产业为龙头带动技术进步，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提升数字化普惠水平，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地方化经济与海岸带城市发展——基于DEA与GMM估计的实证检验

结合Malmquist指数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利用1990-2007年城市统计数据,对我国50个海岸带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的结果表明,我国主要海岸带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平稳,海岸带城市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不表现为技术效率的变动。在此基础上,利用测算得到的海岸带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与劳动生产率对海岸带城市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海岸带城市化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接近1.7%的带动,地方化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则达到了30%,说明产业专业化和产业多样化所形成的经济组织地方集聚的经济效应非常巨大,而劳动生产率对海岸带城市产出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环境敏感性分析

与传统忽视污染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相比,考虑环境污染非合意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仅反映了合意产出(GDP)的增加,而且还反映了污染排放的减少,体现了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分别测度了1989—2008年间中国30个省际地区的传统曼奎斯特以及考虑污染排放的曼奎斯特-伦伯格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测度结果表明,如果考虑非合意产出因素,传统忽视环境污染的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高估。     

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与途径

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低,劳动力素质低,资本、资源与能源使用效率低.因而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就是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要素积累型增长为主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应当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推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提高与土地等自然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提高.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本文将为这一判断提供初步的微观证据。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7—0.09,且行业间差别大,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     

科技创新促进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采用2001—2016年沿海省市面板数据,测算我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大幅波动后趋向平稳的状态,年均增长率为2.85%,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而非技术效率指数;科技创新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之后,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更加显著。在海洋经济同样步入新常态背景下,必须坚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并找到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依据,从中发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资本投资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不高使得中国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基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调节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关期,人力资本在提升经济质量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财政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支撑力量,其增加却没有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陷入瓶颈,背后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探究财政教育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并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4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债务对财政教育支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财政教育支出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地方债务通过挤出私人投资和挤压地区私人经济规模阻断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途径产生抑制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和债务的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水平下具有异质性.     

福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详细测算了福建省历年资本存量,同时在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可变弹生产函数模型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行动态估计,并运用“索洛余值法”对福建1978-2013年期间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979-2013年期间福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约33.5％,但整体看,是偏低的.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出现下滑,近6年平均仅约22.5％.未来要极大重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     

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以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为例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首次在报告中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领域。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让投入的资源(包含人力、物力、财力)发挥其最大效用是终极目标。文章基于新古典学派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理论,通过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测算与比较进行实证分析,并提供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转向效率型增长提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