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阴影下的自治:战后杭州地区的保甲制度

本文运用杭州市档案馆所藏大量档案资料,分析了战后保甲制度在杭州地区的运作情况.在文中作者对保甲制度在法律层面及在实际操作层面作了细致的分析,作者着重分析了保民大会在战后的具体运作,保甲经费的筹集,从而对战后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自治的实质进行了剖析.     

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推行得到了当地宗族组织的支持与配合。徽州宗族推行保甲的举措主要包括:(一)在族内实行门房支派、家户、家丁等不同层级的轮流承管制度,以分担保甲之役;(二)通过摊派或鼓励捐助等方式在族内设立保甲银等固定基金,对承充保甲之役人员实行津贴制,以确保保甲之役的顺利完成;(三)针对一些族人经商外地,难以及时承充保甲之役,在族内实行雇役制,商人则需承担相应的费用;(四)异姓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主要根据各自的人口、钱粮等实力因素,实行朋充或轮充制,以分担保甲之役。徽州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的合作,有较为细致明确的分工,灵活而富有弹性。由于保甲制的推行和保甲组织的运作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官方背景,因而,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保甲之间的良性互动,实质上是徽州族权与封建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     

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而团练源于保甲。通过对团练组织、功能等方面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到，随着基层社会自身系统发展的趋于成熟，团练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其作用日益突出。清中后期，团练势力的崛起，使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错位。     

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

清代朝廷对乡村社会推行乡约加保甲的治理策略。史料记载表明,清代江西的地方官员切实执行了朝廷的乡村治理方略,在乡村强力推行乡约、保甲与族正制。清代江西的乡绅们积极配合地方官员,在乡村设立族正制,并积极主动将康熙皇帝的《上谕十六条》、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的核心思想,具体化为家训、族规等的具体条规,以约束、化导、塑造族人。     

基层行政、资源汲取与分利秩序——对萧公权语境中十九世纪国家与乡村的分析

清代的基层行政组织经历了从保甲和里甲并立到保甲取代里甲职能的变迁。这就意味着保甲承担协助收税的职能,也使之成为制度化资源汲取的重要一环。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形成了地方官僚负责,吏役下乡执行,保甲头人协助基层行政运行的逻辑。这种基层行政运行逻辑造成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汲取。同时19世纪绅士在整个社会,包括乡村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加重了国家对乡村资源的失衡性汲取。在这样的资源汲取过程中形成的分利秩序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削弱。     

责任心、军事化与新名词——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研究

为了增强保甲组织效能、改造国民心理、增强民族自卫力量和培养保甲人员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意识,抗战前江苏省政府实施了乡镇保甲长训练,主要包括密集渗透的精神训练、以纪律控制为核心的军事训练和范围很广的知识训练。这些训练提高了保甲人员的素质,加速了国家政令的传达,促进了乡村社会中民族国家意识的生长,增强了国家对新乡绅阶层的吸纳能力。然而,由于训练标尺过高,政治实践中保甲组织的滥用造成了保甲人员的差役化,由此严重地制约着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成效。通过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个案研究,有助于理解民国时期国家整合乡村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权力、表达与民众反抗——以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为例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因乡镇保甲长滥用权力,侵害民众的生存利益,引发了民众与乡镇保甲长之间不同程度的冲突。在反抗乡镇保甲长不法行为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国家政权、士绅网络以及乡村伦理来向政治权力系统表达其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乡村权力恢复平衡态势。从根本上来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近代转型及其引发的张力,正是民众与保甲长不断冲突的深层根源。同时,民众反抗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权力扩张的限度与方式。在与乡村社会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呈现出波浪式扩张的图景。     

森林资源管护经营有关问题的思考

对森林资源进行管护经营，对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保护和培养森林资源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本文就森林资源管护经营运作中的具体问题作以阐述，以期与同行探讨。     

公共财政运作中的村民参与——以浙江省义乌市D村的旧村改造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D村的旧村改造为例，考察了旧村改造过程中村庄的公共财政政策以及公共财政的运作过程，透视了村庄公共财政运作过程中的村民参与方式，分析了村民参与财务管理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     

行政权在西部大开发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互动关系中的协调作用

本文对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互关系及行政权在这一互动关系中的决策，平衡，协调作用进行了分析，阐述。并对其如何运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包世臣的边际土地利用技术思想

清代中后期，巨大的人口压力更明显成为土地利用范围扩展的直接社会经济动力。本文以此为背景，研究包世臣关于垦荒种稻、山地、涂田、圩田、河沿地、城镇荒场等边际土地利用技术思想。文章重点在他的山地综合开发利用技术思想方面：首先考察清代山地开垦的大体局势及后果，接着简要评价他的垦山基本态度，并指出其技术思想的现实针对性，着力分析他的开山技术经验，最后论其历史价值。结语部分讨论他的边际土地利用技术思想对于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巢湖市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变化特征与预测分析

分析了巢湖市1978~2001年人口、耕地、粮食历史变化特点和规律,运用灰色动态模型GM(1,1)预测其未来变化趋势。根据预测结果,结合该市具体情况,提出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可持续发展对策。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

本文在以往农用土地集约利用度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各省农用土地集约利用度进行分析。本研究在原有土地集约利用度指标体系中融入农业产业化指标．将土地产出与市场价格相结合,建立以提高土地产出价值,提高农民收入为宗旨农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文章在对我国2007年各省农用土地集约利用度评价的基础上,得出了农用土地生产投入因子、农民增收因子和财政支农支出在农用土地集约利用中起到较大的作用,并提出相关建议。     

林地流转市场的政府干预行为研究

本文以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为理论依据 ,分析了目前南方山区集体林区林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提出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来规范林地流转市场运作、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林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关于云南地勘体制改革创新的思考

文章结合云南省地矿系统的现状 ,分析了云南省地勘单位属地化管理后 ,体制创新的政策条件、资源条件、地勘单位自身条件 ,提出了地勘单位体制创新的三项思路和措施。即建立支柱产业 ,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产业重组等。     

民国时期商检新政的推行与贸易危机应对--以出口蛋品为考察中心

商品检验是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20世纪初,我国蛋品出口数量迅速增长,由此引发的商品纠纷也愈加频繁,而检验环节几乎缺失。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次年成立官方机构,开始实施自主检验。其中包括对蛋品建立出口标准,科学严格地执行检验;深入蛋品生产加工环节进行改良指导;主导实施蛋业救济等。这一过程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蛋品质量,减少贸易失利因素,而且对新旧变革期的蛋业及相关行业发展,增加我国对外贸易中的话语权都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战争和检验本身的不足,南京国民政府的检政实践最终未能完全化解蛋业危机。     

浅议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的现实途径

风险投资是当前科技领域最具活力的资本运营方式 ,风险投资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于风险投资的“退出”是否顺畅。公开上市虽然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最理想方式 ,但在目前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的现实途径只能是买壳或借壳上市、股权交易、海外上市、并购与回购、资产清算等。     

规范劳动合同制是地勘单位用工制度改革的关键

文章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地勘单位采用行政命令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对固定职工进行各个用工环节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合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地勘单位必须规范劳动合同制管理,进行用工制度改革。文章分析了地勘单位劳动管理现状,论述了实行劳动合同制管理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以及现今地勘单位在规范劳动合同管理方面存在的差距。最后提出了地勘单位规范全员劳动合同制管理的四项措施建议。     

跳出地勘单位圈子谋发展

圈子本无褒贬之分 ,但地勘单位的圈子就成了封闭保守等的同义词 ,成为约束地勘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中国冶勘“十五”后三年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必须跳出地勘单位的圈子 ,迈开企业化经营的步子。本文从分析地勘单位现状入手 ,在事企对比中寻求差距 ,提出了从思维、体制、机制上跳出地勘单位圈子的措施和办法 ,并针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