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变更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CEO变更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之一,对企业有着重要影响。有关CEO变更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CEO变更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西方学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CEO的变更进行研究,关于CEO变更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从公司业绩、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进行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梳理。     

CEO强制性变更与企业绩效

在综述CEO强制性变更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模型和假设,并以2010年发生CEO强制性变更的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变更前企业绩效、CEO离任年龄、任职期限对CEO强制性变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CEO离继任者特征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

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可以加强会计信息质量,帮助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文章以2013—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CEO离继任者特征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关系。结果显示,CEO变更将使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就前任CEO卸任方式来看,强制卸任对可比性的降低程度更高;从继任CEO来源来看,来源于外部比来源于内部对可比性的影响程度更高;此外,前任CEO任职年限越长,CEO变更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降低程度越大。     

制度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融资决策方面的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此外,由于公司融资决策的实施容易受到法律制度及产权保护等外部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在此背景下为了推动当前上市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其在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应强化对制度环境的研究。本文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入手,并详细阐述了制度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具体影响,旨在其能推动当前上市公司发展中融资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且带动其不断提高自身经济效益。     

CEO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

本文研究CEO变更前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变化,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CEO变更当年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调低利润;在变更次年进行正向盈余管理,调高利润,并进而恢复到变更前一年的水平;其中外部继任在继任当年的负向盈余管理程度更大,而在继任次年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更大;并且来自大股东的外部继任与内部继任企业之间的盈余管理政策类似,但来自经理人市场的外部继任与内部继任企业之间的盈余管理政策有明显差异。     

CEO权力、战略差异与企业绩效——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从战略决策制定的角度出发,将战略差异纳入CEO权力与企业绩效的研究,选取沪深两市49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CEO权力越大,企业选择偏离行业主流战略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产生极端绩效——极好或极差绩效的可能性也越大;战略差异在CEO权力对企业极端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CEO权力对战略差异及企业极端绩效的影响。     

环境不确定条件下CFO执行力强度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

当前,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愈发凸显,企业内外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特别是财务决策。CFO作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主要负责人,其财务的执行力强度对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数据,探讨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CFO执行力强度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FO执行力越强,越能积极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的积极影响效果更加明显。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越会负向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的负向影响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强CFO权力会削弱环境不确定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负向效果,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的削弱作用更明显。文章研究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环境、管理层质量与公司资本支出

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管理层质量越高,在投资活动中越谨慎,资本投资规模越小。同时,本文延续徐莉萍(2006年)的研究,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一步考察终极控制人对企业资本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中,管理层质量与资本支出正相关,且相关性显著。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资本支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王小鲁、樊纲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来反映各省区的制度环境,研究发现制度环境能够提高管理层质量——资本支出敏感度。     

制度环境、创新与异质性服务业企业TFP——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的经验研究

采用世界银行2002和2003年、2012年公布的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中国转型经济下独特的制度环境背景,考察了服务业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创新均能促进服务业企业TFP的增长,且制度环境的改善对服务业企业创新促进TFP的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显示,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创新对企业TFP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使用不同的制度环境衡量指标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可靠.研究结果意味着,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下,才能充分释放创新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的潜力.     

CEO财务经历与资本结构决策的描述性统计研究

公司的融资决策会受到CEO的财务经历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通过对有财务经历和无财务经历的CEO的个人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控制组与处理组中的长期资本负债率为研究对象,对比CEO变更前后的相关变化,得出结论:CEO的变更事项发生后,有财务经历的CEO所在的公司,长期资本负债率较高;CEO具有财务经历这一特征对公司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和自由现金流量有影响,会在成长性、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资产抵押性作用于公司的融资决策时产生影响,对自由现金流量作用于资本结构的过程产生促进作用。但无法明确判断CEO的财务经历是否会对管理者持股比例、国有股比重和非债务税盾作用于资本结构的过程产生影响。     

CEO绿色经历、环境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探究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EO绿色经历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数量,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数量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合理聘用CEO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高管变更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经验

本文选取2007-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主板市场高管变更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所引起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讲,市场视高管变更为一个好消息,对高管变更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反应;继任者来源与高管变更类型是影响市场对高管变更反应的重要因素;市场对高管变更企业的性质,即对变更企业是国有企业抑或民营企业并不关注,其市场反应并没有显著差异。     

对完善我国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建议

股票期权薪酬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已在一些国有企业进行试点,基于建立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激励制度的现实意义,该文从推进国有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的外部制度环境两个方面提出对完善我国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建议。     

自由现金流、市场化进程和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研究综述

企业的现金流冗余或者不足会引发各种与公司治理相关的问题,对企业发展、绩效产生重要影响,而职务消费问题愈演愈烈,使得企业高管人员,尤其是国有企业,不再重点关注企业绩效,而注重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够满足自身需求.我国现有研究少有将现金流和职务消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以我国制度环境为出发点,对自由现金流和职务消费关系进行了探讨.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制度环境解释——基于倾向配比评分的全现金支付方式分析

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领域不寻常的全现金支付并购现象,考察这种并购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形成全现金支付决策的制度环境因素,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的全现金支付方式和并购绩效显著负相关,表明全现金支付并购并不是并购绩效良好预期的信号;对战略性资源产业、国有企业、并购支付政策调整等制度环境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制度环境是全现金支付的重要决定因素;除了资源类海外并购政策鼓励下的全现金支付的并购绩效明显为正以外,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支持以及国有企业的全现金并购绩效都显著为负。虽然国家外资股权限制政策有所放松,但是该调整政策对于现状没有明显改善效果。     

薪酬参照落差、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战略调整

基于2007-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薪酬参照落差对企业战略调整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薪酬参照落差越大,CEO进行企业战略调整的程度越大;环境不确定性强化了薪酬参照落差对企业战略调整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存在业绩期望落差、年龄较轻以及任期较长等情况的CEO而言,环境不确定性对薪酬参照落差与战略调整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战略调整动因的研究,还为微观层面的薪酬激励与宏观层面的外部环境应对提供了决策参考.     

循环经济下环境会计策略

现行的投资决策问题仅仅是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评价,以经济效益的高低作为评价企业及投资项目的唯一标准,不考虑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有悖于上述分析的日益严重环境问题的解决.本文的研究正是选取了环境会计中研究较少的投资决策问题,希望通过对环境会计投资决策方法的研究,为我国现阶段环境会计决策问题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面向循环经济模式,为企业环境会计的决策构建了一种新的决策方法与体系,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重最优.环境决策方法的研究对企业整体环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环境决策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企业运营成本的高低、企业社会形象的好坏和企业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临时CEO与企业并购——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0-2015年我国资本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临时CEO对上市公司并购频率和并购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正式CEO,临时CEO倾向于实施更少的并购交易,但并购效率更高;与本地并购相比,临时CEO倾向于进行更少的异地并购,且异地并购的效率更低.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临时CEO和企业内部委任的临时CEO更倾向于降低并购活动的频率,但并购效率更高;当并购双方不全为国有企业时,临时CEO实施的并购活动更少,但并购效率更高.     

隐性契约视角下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理应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起带头和表率作用.从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环境审计制度开始,再逐步向其他企业推开,是我国当前促进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现实选择.基于这一认识,运用博弈论理论,构建政府和国有企业责任履行的博弈模型,从隐性契约视角,分析国有企业开展环境审计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政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CEO离职的背后——基于公司业绩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

CEO离职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分析了经营业绩与CEO的被迫离职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的业绩与CEO的离职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不同经营业绩对CEO离职的影响是不同的,处于亏损的企业,业绩对CEO的离职更显著。更进一步分析,当公司处于盈利时,非国有企业的业绩与CEO离职的关系更显著。当公司处于亏损时,国有企业的业绩与CEO离职的关系更显著。而CEO的离职反过来对企业业绩也产生了负相关的影响,但是不太显著。本研究基于业绩的角度,探讨了我国CEO离职的原因及其离职后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我国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