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及其时间演化特征

通过选取利率、汇率、房价和股价等方面的指标,利用VAR广义脉冲响应模型赋权来构建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并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其进行时间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具有非线性、周期性和两阶段动态变化特征,且在扩张阶段和紧缩阶段表现出相互变迁的结构性突变。同时,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在各区制内的平滑概率值较大,均接近于1,说明各区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探析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要求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地监测金融市场总体状况,而现有指标多数局限于分析单个金融市场。2008金融危机后,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开发出金融市场压力指数监测整个金融市场压力情况,从而更好地来评估货币政策效率和金融市场稳定状况。本文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市场3种常用的金融压力指数,采用6个指标分别描述影响我国金融市场投资者信心和流动性状况的因素,并据此编制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指数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波动率指数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能够较好地刻划我国金融市场压力变动情况。     

基于核化主成分分析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构建

从宏观经济安全、银行业安全、房地产安全和国际外部安全四个方面选择22个基础指标构建中国金融安全指数指标体系,并利用新颖的核化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中国金融安全指数。该指数刻画了2000—2013年期间中国金融的安全状况。实际分析的结果表明：与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相比,由核化主成分分析得到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更加符合金融安全状况的历史事实,因而可以更好地用来反映和评价中国的金融安全状况。此外,还引入了相似度的概念,可用于筛选和精简指标。指标精简前后所得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非常接近,这说明精简方法是有效的。     

区域金融稳定性指数的构建与评估研究

本文从平稳性及抗压性两个维度对2016年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区域金融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性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性主要受到区域宏观经济发展情况、金融机构运营情况、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和财政政策等四个因素影响。同时,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性表现出较强的不平衡性,东部地区金融稳定性指数得分较高,东北地区最低。     

浅议黄金储备与金融安全

黄金是一种重要的储备资产,其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提示我们,必须重视黄金储备。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黄金储备明显偏低。适时扩大黄金储备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是发挥其金融安全保障职能的合理选择。     

金融形势指数的中国实证

本文通过基于VAR模型的FCI，研究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短期利率、汇率等所具有的政策信息作用。结果显示：FCI与通货膨胀指标CPI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从Granger因果关系上看，FCI是引致CPI的原因，表明资产价格具有明显的信息作用．同时考虑到FCI指数的模型依赖性及数据限制等问题，笔者认为FCI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预测来说直接作用有限，但可以将其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辅助参照指标。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的货币化与金融化:影响因素与演进趋势

我国的货币化与金融化问题,尽管基本上符合经济货币化与金融化的总体趋势和演进规律,但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具有极高的货币化比率和偏低的金融相关比率(从而极低的证券化比率).从储蓄分流、金融结构优化和缓解流动性过剩3个视角对该问题的分析表明:储蓄分流应该是增量分流,金融结构优化应该是缩减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我国出现货币化"折点"应满足的条件是M2持续增长但其增速却持续低于名义GDP增速.就我国货币化"折点"出现的时间而言,尽管具有不确定性,但金融相关比率和证券化比率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提升却是可以明确预期的.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及"脱实向虚"风险研究

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效应,但受企业异质性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金融化行为逆周期效应具有差异性,属于轻资产、国有制、制造业以及非东部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较为突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抑制固定资产及研发创新的投入,进而挤出实体资产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潜在动机表现不同.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是套利投资行为;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金融化可以起到平滑资金作用,但需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脱实向虚"风险.     

基于GARCH模型的黄金指数与美元指数波动性研究

近几年的黄金市场与美元指数市场波动都比较大,但波动的方向不一致。通过对两者的波动进行研究,主要有单位根检验、ARCH效应的检验、GARCH模型分析以及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黄金指数GARCH(1,1)最适合描述其市场波动,美元指数GARCH(2,1)最适合描述其市场波动,美元指数的预测对黄金指数的预测会有帮助。     

老年人“美好生活”水平测度与政策洞见——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三指数模型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14年的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从9个测量指标中提取测度老年人“美好生活”的3个一级指数——安全指数、生存指数和享受指数,并合成老年人“美好生活”综合指数(BLI-E)。分项来看,生存指数、综合指数呈对称的正态分布,安全指数右偏分布水平较高,享受指数左偏分布水平偏低;分地区来看,各省份的老年人“美好生活”指数差异不大,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问题更突出;分组来看,老年人中女性比男性、农村比城镇、高龄与低龄、居家养老比独居或机构养老的“美好生活”水平更低。当前制约我国老年人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瓶颈是养老资源供给不足情况下的共享不均衡问题。建议加大力度解决我国老年人“美好生活”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着重解决不平衡问题,打造综合性、全方位的老年人“美好生活”保障体系。     

中国银行业税负比较、绩效影响与对策选择

本文通过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指出中国银行业虽然综合税负不断下降,但仍较国外偏重,进而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论证了相对过重的税收负担对中国银行业经营绩效产生负效应,最后,提出降低我国银行业税负的若干政策建议,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提高中国银行业在开放金融体系中的竞争力。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数化构建分析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概念在2010年提出后,一直在不断完善中,2014年2月,央行也首次公布了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结果。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项比新增贷款更为全面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能够反映人民币贷款体现不出来的问题,但其在要素构成方面一直有较多探讨。本文对我国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进行指数化研究,得出各指标的不同权重,试将社会融资规模指数化,以便更好的利用于研究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