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行业专长、客户谈判能力与审计费用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例,实证研究了事务所行业专长和客户谈判能力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总体上,我国审计收费与事务所行业专业化水平显著正相关,与客户谈判能力显著负相关,行业专业化水平愈高的事务所,审计收费溢价愈多;谈判能力愈强的企业,折价愈多;相对而言,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和国际"四大"的专业化收费溢价更多;但在客户谈判能力较高时,事务所的专业化溢价水平较低;客户谈判能力的折价效应仅在"非四大"审计时存在,"四大"审计时不存在;在无行业专长的"非四大"审计时存在,有行业专长的"非四大"审计时不存在;在企业的谈判能力强时存在,企业的谈判能力弱时不存在。     

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中美比较及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中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变革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然后以根据财政部于201 0年7月21日发布的《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在201 0年12月31日前完成转制的三家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客户为研究对象,以可控性应计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探究事务所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制转向具有更高法律风险的特殊普通合伙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事务所转制后,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水平显著降低,即事务所转制提高了审计质量.     

法律环境、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定价

我国是典型的转轨经济国家,制度变迁的速度非常快,本文主要考察我国法律环境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我们主要沿着"法律环境——审计风险——审计定价"的逻辑推理来研究法律环境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检验我国法律环境状况的改善是否会显著提高审计费用。我们研究发现,审计师收费会考虑到法律环境的影响,法律环境况状越好的地方,审计师收费越高;同时我们也考察了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比规模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要高,但在法律环境状况好的地方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大所的审计溢价在法律环境状况好的地方消失了。     

媒体治理对注册会计师收费的影响机理研究

受众并非被动地接纳媒体信息,而是依据情况分析和利用媒体信息,重构自我认知。显然,作为媒体信息使用者的审计师,其认知重构必然会受到媒体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事务所声誉、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三个视角,研究了审计师利用媒体的约束机制。研究发现：十大事务所对媒体报道反应更加强烈,从而提出更高的收费溢价;媒体关注会弱化股权制衡的审计收费溢价效应;审计师对国有企业的媒体关注提出更高风险溢价。研究结果表明,媒体通过外部审计机制发挥了治理效应,且该效应受到事务所声誉、股权制衡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审计任期与审计费用

文章以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且这一关联在审计任期较短的公司中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审计费用的关联更明显,审计任期的调节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文章还发现,审计任期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联无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应对此类非系统风险时,审计任期较长的事务所溢价较低,但较低的溢价并不伴随着风险识别能力的削弱。文章研究结果表明,事务所会充分考虑不同产权性质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带来的风险,审计任期的负向调节作用源于学习效应。     

事务所转制、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以我国财政部、工商总局联合推动的会计师事务所向"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转制这一特色事件为契机,基于审计师法律责任的视角,选取2008-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为样本,动态实证分析事务所转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具备证券资格的事务所全部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之后,审计质量的整体水平显著提升;而且有限责任制转换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增加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同时也提高了其法律风险意识。具体表现为:转制之后,审计师对高法律风险客户的盈余管理容忍度下降,也更倾向于对高风险客户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由此可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转制方案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将有利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做强做大。     

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研究

审计风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一直是审计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以2012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调整后的Simunic回归模型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EViews3.0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公司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子公司个数、所跨行业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影响。审计费用与审计风险显著正相关,审计风险越大,审计费用越高。表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充分考虑了审计风险的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新风险及相关影响——基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分析

2010年7月21日,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要求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于2010年12月31日前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自此,国内许多大型事务所纷纷开始了转制之路。本文选择我国首家转制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深度剖析事务所转制所带来的新风险及相关影响。研究发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后平均审计收费明显增加、审计业务的风险控制加强。     

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新风险及相关影响--基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分析

2010年7月21日,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要求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于2010年12月31日前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自此,国内许多大型事务所纷纷开始了转制之路。本文选择我国首家转制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深度剖析事务所转制所带来的新风险及相关影响。研究发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后平均审计收费明显增加、审计业务的风险控制加强。     

IPO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与承销商的利益分配

过往研究表明,当客户风险较高时,会计师事务所通常会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补偿其带来的诉讼风险。本文通过IPO后企业业绩变脸的现象来衡量企业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在对风险较高的企业进行IPO审计过程中,事务所并不会通过提高审计费用来补偿其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会计师的收费与投行收费之比会显著地提高,尽管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IPO项目中会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