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基于空间Durbin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工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面板模型探索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关系。实证结果发现:(1)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各地区样本,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速已经成为工业化推进中不可逾越的发展路径。(2)环境规制竞争对本地经济增长效应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具有负向增长效应,而西部地区增长效应不显著。这既为探索共生型环境经济政策,又为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引资竞争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入手,结合"污染避难所"有关假说,在FDI区位选择理论中加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因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地方政府以降低环境规制为手段策略性争夺FDI以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到底"(race-to-bottom)的事实。基于2005年至2013年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本文对以上两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的确能够吸引更多的FDI,出于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有动机降低环境规制水平;考察环境规制策略性的空间计量模型显示,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政策博弈的确存在着"竞争到底"的特征。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外部性分析——基于公共选择视角

经济学者们通常识别环境外部性并要求政府规制纠正这种外部性，但他们很少认识到规制本身带来的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治过程的一种结果，即指一部分人通过集体行动对另一部分人施加的外部成本（或收益）。在地方层次上，环境规制的外部性既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还体现在成本或收益的区间和代际溢出上。本文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这种外部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雾霾污染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策略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视角,结合我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考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策略选择行为及对雾霾污染的作用.静态博弈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权衡自身的环境规制收益与成本进行策略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中央政绩考核体系的不断调整,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竞争中采取"差异化"的策略选择,对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肯定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对治理雾霾污染的积极效果.为此,应继续完善并加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厘清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的划分,明确清晰的责权关系,因地制宜制定治污减排目标和监管考核办法.     

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竞争的增长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非税收入空间竞争的增长效应。结果显示:虽然区域非税收入会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区域间非税收入竞争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并且,非税收入及其空间竞争的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其中,政府名义或特权类非税收入及其空间竞争均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国有产权类非税收入及其空间竞争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正一负,而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仅体现于空间竞争,罚没收入及其空间竞争则对经济增长无影响;进一步地,由于各区域非税收入负担程度、各项非税收入依据及征收性质的差异,非税收入及其空间竞争的增长效应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且各类非税收入在各大区域内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结构差异。结论表明,在减税降费政策调整的现实背景下,各区域应合理把握不同类别非税收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陷入无序竞争。     

中国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就业--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FDI的角度,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路径,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以1999－2014年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就业不仅存在直接正向作用,还会通过三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就业。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间接促进就业,同时,环境规制通过刺激技术进步和抑制FDI间接削弱就业,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总效应为正。本研究对实现环境保护和就业双重红利这一目标有重要启示意义。     

最低工资、空间溢出与非农就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围绕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的争论从未停止,然而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基于1996-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以此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的空间溢出影响,并探讨其作用的路径.实证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呈现非线性变化特征,其中,直接效应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而间接效应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是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的关键因素,并且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地区更为显著.鉴于此,本文提出保护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权益,制定差异化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促进区域要素市场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

基于政府规制利益集团理论的Stigler-Peltzman模型,结合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建立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以环境规制的制定均衡为基准着重考察了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分析了环境规制执行均衡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可以作为一类环境规制失灵问题的理论依据,偏离程度代表了规制失灵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经济增长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经济收益的影响系数以及污染削减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对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产生影响.缩小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是促使地方政府高效执行环境规制的可能途径.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地区增长效应——来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的经验数据,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试图识别出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自2003年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不再是全局性问题,而是局部性问题。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相邻性地区,还是经济意义上的相邻性地区,唯有中部地区城际政府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证据显著,其他地区则表现出不同的竞争类型。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际政府环境规制为"差异化竞争";西部地区则没有明显的环境规制竞争策略。与此同时,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方向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为负增长效应;西部地区表现为不显著的增长效应。这些研究既为创新各级政府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提供改进空间,又为推进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选取了2006-2016年中国30省或地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和市场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程度在东部地区和全国层面均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效应,但并不显著。排污费征收程度则在中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而在东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排污费征收程度会明显促进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排污费征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缓了企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因此,当地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当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作用。同时,环境规制间接促使企业改善环境质量、树立"环境责任"的良好形象,赢得声誉价值。本文基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使用1997-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但东部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呈现倒"U"和"U"型关系,西部地区在立法层面虽具"U"型特征,却因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导致环境规制在执行过程中失效。此外,规制工具还可通过限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资源的消耗间接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在偏向性技术进步分析框架下纳入质量升级理论,分析发现贸易开放会抑制绿色技术进步,而环境规制的提升有助于削弱这一抑制效应。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命题,采用考虑环境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固定参比Malmquist模型测算1995—2016年中国省域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构建空间邻接、地理距离和地理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命题均得到验证: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通过计算拐点表明中国当前阶段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技术进步;贸易开放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但提升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贸易开放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抑制效应。本文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为中国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对环境的规制不仅是人们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而就业问题也是宏观经济四大目标之一。文章通过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分析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并提出建议促进双重红利的实现。     

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视角

立足于中介效应视角,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会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换言之,在不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净效应分别呈现V型、倒V型、倒V型门槛特征;邻近地区间环境规制与区域碳生产率均存在局部聚集的空间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为实现2030年减排承诺的目标,除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力度以外,还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及区域协调等多个方面,优化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的实施效果。     

环境规制先行接受者竞争优势分析

从竞争优势的视角,对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和跟随者进行比较,本文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采取的环境战略越严格,其获得的竞争优势越明显。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所获得的竞争优势集中体现在创新优势和先动优势两方面。由于严格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创新、促进企业进入开发新技术的上游市场、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降低成本等,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因此获得创新优势。由于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未雨绸缪,按照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来要求企业,能够在未来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变为现实之时占有市场的优先位置,获得先动优势。     

空间溢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本文采用简单模型从理论上考察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微观机制并推导出两个检验假设,利用中国30个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对两个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上随着环境规制干预的增强产生不利影响,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对技术转移较少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较大的消极影响.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总影响显著为负,这一实证发现与理论推断基本上是一致的.     

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倒U型"非线性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显著"U型"非线性关系;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影响,东部地区环境壁垒已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快形成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淘汰落后高耗能产业,增加具有"节能倾向"的研发投入,"东缓西快"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由"褐色"向"绿色"转变。     

由控制投资转向控制竞争--跨国并购的竞争效应与竞争规制

垄断或寡占的威胁是跨国并购最重要的负面影响,对跨国并购实施有效的竞争规制则成为各国外资并购规制中的首要目标.本文分析跨国并购的竞争效应,评述跨国并购竞争规制的国际趋势,阐明外资并购对我国竞争格局和竞争主体的影响,评介我国竞争规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规制我国外资并购的制度安排.     

中国式分权下的FDI竞争与环境规制

中国式分权的独特内涵在于经济分权同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本文在此背景下系统地考察了环境规制与FDI流入间的关系,并利用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推断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政治集权下主要基于经济绩效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具有"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的特性.经济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为最大化目标函数将有动机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