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品的界定与区别

高技术产业是按照技术集约程度划分出来的产业,具有研究与开发投入强大;对政府具有战略意义;产品与工艺老化快;资本投入大,风险高;----国际贸易具有高度国际合作性与竞争性等五大特征。高新技术产业的"新"是相对于"旧"来说的,只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企业开发与使用新技术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国家角度讲,高新技术产业是不存在的,高技术产品是指符合高技术领域,运用尖端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三者在划分的标志、可操作性、分类特点、分类范围、可行性、时效性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苏浙沪皖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差异研究

高技术产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苏浙沪皖四地区尤其是苏浙沪与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着重对四个地区的创新绩效进行客观评价,用明确的数据说明安徽与苏浙沪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并分析原因,为安徽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数据借鉴。     

发展高技术产业贸易政策实证研究

采用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贸易政策的体系结构,现行贸易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功能,高技术企业和专业外贸公司对贸易政策的实际需求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十分重要。本文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就完善我国高技术产业贸易政策提出了若干意见。     

加快宜昌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

近几年,宜昌市的工业化进程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重点的高技术产业还面临着加速发展的重任。“十五”及以后一段时期,是宜昌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进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的任务之     

中国省际公共支出差异的来源与分解——基于Shapely值分解方法

构建公共支出内生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对影响公共支出差异的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的差异是引起省际公共支出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其贡献率分别达到27.17%和26.18%;其后依次是公共服务环境、省际地理因素和公共部门的相对生产率。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和环境便成为实现财政均等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高技术产业发展呼唤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由于其特有的性质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它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我国风险投资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为了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应有功能,我们目前应该在风险投资的规模、数量、运行环境、资本市场、人才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政府采购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政府采购在高技术产业化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政府采购可以为处于市场化初期的高技术企业提供产品市场,降低高技术产品早期进入市场的风险,对其未来的市场开拓极具示范效应.文章借鉴美国政府采购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政府采购的实际,提出要积极推进政府采购,加快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关系研究

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针对不同时期的特点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然而,针对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目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本文对二者之间的共性、差异和联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     

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研究

一、政府采购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采购作为宏观调控工具之一,可以在以下两方面发挥作用。（一）通过政府采购扩大高技术产品的需求政府采购作为政府需求管理政策,可以通过需求的拉动作用,促进全社会对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同时引导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作为高技术产品的主要用户,为高技术产品提供稳定市场。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具有很大风险,研发费用高,市场预期也不明确。而政府可以通过明确的采购合同为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市场,从而降低研发的风险。同时,政府可以与高技术企业共同承担研发的风险,与企业进行更加深人的交流沟通,使企业更加明确政府的需求,从而进一步降低研发风险。而且,由于政府的强大购买力,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很容易达到规模经济,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     

制度环境、政府支持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差异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借助1996-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整体较低,均值仅为0.268,但是呈稳步增长趋势.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研发效率差异较大.制度环境、企业规模和企业在技术消化吸收经费上的支出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有正向影响,而政府政策支持没有使研发效率得到有效的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变动对研发效率也没有明显的影响.     

Competition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I present a model of optimal product-market competition policy when industries differ in the potential for quality-improv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 In a two-period, model, a competition authority with limited resources administers a deterrence-based competition policy toward two industries. In one of the industries, an incumbent firm chooses the level of resources to invest in a quality-improving R&D project. In the other industry, product quality is constant. Optimal policy requires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to administer a tougher competition policy before innovation, all else equal, the greater the potential quality improvement. I derive basic results for the case of one-time innovation, and extend them to the cases of sequential innovation and patent protection that confers limited antitrust immunity.     

城乡差距及其二元财政成因探析

我国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长期推行城乡有别的二元财政政策和制度有关。歧视性农业财税政策的客观存在 ,给我国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并使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定化。必须按照公平原则的要求对现行财政政策进行调整 ,使之向一元财政转化 ,这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     

借贷约束、财政政策与经济波动

本文基于1981～2018年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家庭借贷约束与政府支出冲击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在该模型中,本文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以考察我国财政支出的效应、家庭借贷约束的敏感性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研究发现:第一,调整财政支出冲击参数的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和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产出效应强于挤出效应;第二,调整借贷约束参数的结果显示,家庭部门受到的借贷约束越强,财政支出冲击对有效消费和债务水平的正向影响会越弱,即越倾向于降低家庭杠杆率.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政府财政支出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对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政府应给予家庭和企业部门相对较强的借贷约束,同时配合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避免触发"债务-通缩"风险而陷入蓬齐博弈.     

Nation＇s Grain Output to Top 490 mln Tons in 2006

China＇s grain output would increase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to more than 490 million tons in 2006, according to the State Grain and Oil Information Center.     

江苏省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分析

企业科技创新离不开政府财政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对此,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财政介入企业科技创新的现实依据,然后结合江苏省财政科技创新的相关政策和数据,从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策几个方面分析了江苏省财政政策应用于企业科技投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存在问题提出江苏对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财政改革

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分析和配合中央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对积极财政政策加以调整.这不仅有利于巩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而且对于把握机遇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在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中要适当调减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改进原来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实施财政扩张性政策的工具组合,根据公共财政要求调整支出投向和重点.特别是应注重结合财政政策调整推进财政改革,完善税费制度,构建内需平稳增长机制,强化财政对结构优化的作用,并健全分税分级的公共财政体制,在长期建设国债规模缩小后,发展新的财政支出方式.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Recovery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is the biggest, boldest countercyclical fiscal stimulus in American history. What is its likely impact? Current econometric models indicate that a tax cut is likely to have a multiplier of about 1.0 and that spending has a multiplier of about 1.6 after about 18 months. Eve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econometric analysis, however, suffers from “omitted variable” bias. In trying to take account of this, David Romer and I have found that the tax multiplier is more likely to be around two to three; and we suspect that the spending multiplier is correspondingly high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estimates. Of course, every recession is different. The unique factors of this recession a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multipliers are likely to deviate from historical averages.     

政府支出、财政扩张与货币政策效率

本文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危机冲击条件下政府支出扩张对我国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巨大,超过了消费、国际贸易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此,要改善我国货币政策效率,除了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独立运作空间之外,还须加强政策协调,完善财政政策调控的稳定性.     

体制性约束、双重失衡与政策权衡——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中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在中国经济发展总量得到实质性提高的今天,重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着眼点不仅在于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利用这次契机化解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约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财政政策也因此面临着如何权衡缓解经济危机冲击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单纯的反周期调节可以拉动经济走出低迷,却无力恢复经济的自主增长动力,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长期内部失衡更需要财政政策着眼于整个改革过程和整个经济结构。本文基于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面临双重失衡的判断,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内外失衡的概念,并探讨了两种失衡条件下财政政策的运行原理,同时以转轨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体制性约束为限制条件,考察了财政政策困境的现实根源,并给出了财政政策权衡的政策涵义。     

试论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的实施

“十五”期间是我国进行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时期。基于此 ,即在原有宏观经济调控基础上 ,启动和强化其他财政金融政策工具 ,以期抛砖引玉 ,拓宽决策者的调控架构 ,将宏观经济的调控引导至更为复杂和更为深广的财政金融调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