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内涵及其测量方法新探索

目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贫困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收入范围,即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下,而且包括能力缺乏、社会排斥、健康状况差、缺乏医疗保健、缺少机会和权利等等。然而,与贫困的全方位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的贫困测量还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的,因此,探索一种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在内的贫困测量方法成为一种挑战。     

贫困测量应当采用多维测度

长期以来,贫困一直被理解为一种一维概念,即根据一个人维持基本生计所需的最低收入或消费水平（贫困线）作为判断其是否贫困的标准,也即经济上的贫困。这种测量方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尽管许多国家不同时期都存在过范围较大、程度较深的贫困现象,却一直没有人尝试对贫困的程度进行计算,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人查尔斯·布斯（CharlesBooth）才试图划分界线以区分家庭收入是否足够,     

贫困经济学研究

贫困现象的存在是一个无法回避和难以消除的客观现实。贫困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人文资源的又有自然环境的,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常常是几种原因交错,需要“外力”援助。这种“外力”即来自于政府－扶持贫困是政府的天职。     

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贫困测度与经济增长益贫性研究

本文利用FGT贫困指数分析了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贫困的动态演化特征,并借助减贫的收入、分配弹性以及贫困指数的Shapley分解,对海南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了量化测度。研究显示,海南省城镇居民绝对贫困持续缓解,但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海南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益贫性程度对外部政策变迁具有高敏感性。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构建对贫困人口包容性更强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提升经济增长益贫度,实现稳健减贫的关键。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CFPS（2014—2020年）数据,运用双临界值法测度中国农村相对贫困,采用二元面板logit模型,考量数字经济和城镇化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单维测度结果显示,农村基础设施和资产维度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维度指标,且大多数维度指标的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呈逐期下降的趋势。多维测度结果显示,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平均剥夺份额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程度较低,且总体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程度较高,且呈上升趋势。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发展数字经济与提升城镇化水平能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但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减贫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减贫作用小于中西部地区。鉴于此,建议有序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加快农村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助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临界贫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及纾缓思考

2020年,我国实现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巩固脱贫成果和防范脱贫人口返贫成了政策关注的新重点。论文以临界贫困家庭作为研究主体,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借助VEP测度法构建了贫困脆弱性指标,据此计算临界贫困家庭的返贫风险以及脱离临界贫困的概率。研发发现：18.82%的临界贫困家庭具有50%以上的返贫概率,54.85%的临界贫困家庭具有50%以上的脱离临界贫困的可能性。最后,基于提升金融素养的视角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即开展针对性的金融教育和培训、鼓励金融机构设计临界贫困群体专属产品和辅导临界贫困群体开展创业经营。     

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测度及代际传递效应

借鉴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Alkire-Foster模型构建我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矩阵,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选取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3个贫困维度,研究我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现状,发现中国居民更多的是出现在身体健康维度的贫困,极少数同时存在两个维度的贫困。同时,对于模型的选择,研究采用的是logit模型,用以对我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明显的代际传递性,并且父母均处于健康多维贫困时,子代更难以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     

基本消费支出视角下的“支出型贫困”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者们的关注。从基本消费支出的角度来看,"支出型贫困"就是某一群体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大于其可支配收入,基本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则可以定义为"支出贫困指数"。利用江苏省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低保"群体依旧需要特别关注,其支出贫困指数远高于1并且还存在小幅提高的趋势;边缘困难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其"支出贫困指数"略高于1,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等方法提高边缘困难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Poor Kids: trends in Child Poverty in Britain, 1968–96

According to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FES) data, child poverty (with a poverty line defined at half mean equivalised household income) has risen markedly in Britain in the last 30 years. By 1995–96, around one in three - or 4.3 million - children were living in poor households. This compares with child poverty rates of one in ten, corresponding to 1.4 million children, in 1968. The employment position of the household is seen to be important, with over half of poor children in 1995–96 living in households with no adults in work. If an absolute, rather than a relative, poverty line is utilised, child poverty remains stagnant since the late 1970s, following a period of rapid decline from 1968, despite considerable rises in average living standards. This reveals that the income position of households with children has been falling relative to that of childless households over time. Finally, looking at expenditure patterns and comparing their trends with income-based poverty measures tends to reinforce these findings.     

The Economic Cost of Growing Up Poor: Estimating the GDP Loss Associated with Child Poverty*

One of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UK government's target to reduce (and eventually eliminate) child poverty is the perception of a significant long‐term economic cost of growing up in poverty. This perception arises from the observation that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 poverty in their childhood earn less as adults, are less likely to be in employment,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criminal or anti‐social activitie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poor health and lower life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se effects, and expresses them in terms of GDP losses to the nation. We begin by focusing on lost earnings that arise from poorer skills and reduc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n move on to the wider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r crime rates, poorer health and reduced well‐being that are linked with growing up poor. We find a sizeable economic cost, with the cost of growing up in poverty amounting to at least 1 per cent of GDP.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扶贫效果分析

农业保险能够有效的分散和化解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其风险保障与经济补偿功能天然契合贫困地区农业生产者的需求。为应对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应充分利用农业保险这一风险管理工具。为了检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扶贫效果,本文结合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主要因素构建FGT贫困指数,利用2010-2016年全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门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农业保险和农险财政补贴扶贫效果均存在门限特征,说明农业保险扶贫效果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基于此,建议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采取差异化财政补贴政策,集中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以农业产业为支柱、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     

社会质量理论指导下我国农村扶贫事业发展研究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挑战,发展我国农村扶贫事业势在必行。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其核心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融合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借鉴其合理内核,包括：建立健全农村就业和社会保障网络、完善监督评估机制、改变贫困治理方式、以增权理念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以推进我国农村扶贫事业的进程,真正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人们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的美好新局面。     

金融扶贫对象预期目标可得性激励机制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展开了全面的、全方位的扶贫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扶贫过程中,对于政府及社会团体组织等扶贫来讲,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等问题,制定了不同的扶贫方案和目标,有给钱给物的金融物质扶贫,也有文化扶贫等,然而,对于扶贫对象来讲,不同的扶贫方式、不同方案、不同目标对于其脱贫需求效果来讲并不相同,会存在一个先后的心理序列排序,哪种扶贫方案目标对于脱贫更有效呢?本文站在金融扶贫对象脱贫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对于不同扶贫方案目标的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为我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新农合、灾难性医疗支出与贫困脆弱性

新农合制度在不同贫困标准下都能有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时,该缓解作用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而增强.新农合对不同收入居民的影响都很显著,灾难性医疗支出冲击下新农合对较高收入居民的影响系数大于低收入居民,存在逆向再分配.因此,我国应继续拓展新农合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可及性,减轻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加强医保对农...     

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下我国儿童津贴制度之构建

儿童津贴制度是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构建我国儿童津贴制度意义重大。在我国儿童津贴制度尚待完善的背景下,应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经验,适度拓宽我国儿童津贴制度受益主体年龄,增加适用情形,探索新的受益形式等,以期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温馨的制度保障。     

金融反贫困效应的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是以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基础,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且发现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差异,学者们对金融发展是否减缓贫困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这些具有争论的研究成果既丰富了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研究,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基于Logistic回归的陕西农村家庭致贫因素分析

贫困的发生是制度、环境、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个因素综合循环作用的结果。陕西省是我国农村贫困最集中的省区之一。为使农村摆脱贫困落后面貌,提出切实可行的反贫困措施,科学揭示农村家庭致贫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以国家级贫困县——陕西省淳化县的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政策四个层面分析了陕西农村家庭的致贫因素,并提出了相应措施。     

诚信助力脱贫 征信文化暖心——征信宣传工作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践与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积极开展扶贫征信文化宣传活动,引导人们同心协力强化诚信意识,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展。扶贫征信文化宣传活动具有降低不良贷款水平、提升农户了解自身信用状况和维权意识、形成农村征信宣传网的优点。开展扶贫征信文化宣传活动具有重要启示:贫困地区征信文化建设需要制度机制,征信宣传路径创新能够更好服务群众,征信宣传产品差异化设计非常重要,宣传人员培训与传播技术更新具有良好效果,多维度宣传能够提升整体效果,宣传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