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研究综述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正式组织类型,自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行政领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与影响。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官僚制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与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忽视了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理想形态的真正内涵与历史价值。对于我国这种缺乏官僚制的国家更需要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从而充分认识韦伯官僚制的当代价值。     

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21世纪公共管理者的二难抉择

现代官僚制通过理性化的设计,能够有效地克服管理中的人治因素,保证组织的高效运作。但其内在的价值分裂却造成了人的异化,针对这一弊端后官僚制应运而生。21世纪的公共管理者要做的绝不是对某一维度单纯的理性批判,也不是对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简单的取舍,而是要历练出一种符合当前中国发展的科学的、理性的、法治的、契约型的和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公共组织与文化模式。     

从公权的历史演进规律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从原始社会的公共议决制到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效忠制,经过工业时代官僚制,再到当今信息化或知识经济时代的分权治理制,人类社会公权的运行方式有其自身的历史演进规律。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问题,只有依循这种规律,在回应新时代要求,弘扬理性与法治精神,解决现行行政体制存在的弊端与问题,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等多要素、多视角的有机整合中,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解决。     

努力探寻中国行政组织的演进方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将摒弃官僚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笔者从我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入手,分析中国特色的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各自的形成、特征及二者间差距,进而探寻到中国行政组织的演进方向完善而非摒弃理性官僚制。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的责任困境分析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了责任困境。在工作场景中,“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并存造成了公务员责任界线的模糊;在社会场景中,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务员面临着两难选择。要走出困境,就要摒弃“自我主义”,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并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     

韦伯论近代法治与儒家伦理

通过归纳韦伯的论述,可以认为近代法治主要由三种要素构成形式理性的法律、官僚制和守法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原因在于儒家伦理不能培育出这些要素.然而,儒家伦理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救治法治社会可能产生的弊端.     

官僚制优势与政府执行力

当前，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组织结构问题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关键。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的正规化政府行政组织形式。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必须重视建立和完善现代官僚制，发挥现代官僚制的优势．现代官僚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不可逾越的必然选择．     

韦伯的官僚制在行政实践中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韦伯的官僚制作为一种正式组织形式,一直在各国行政领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与影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政府官僚制的组织形式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怎么改革官僚制带来的弊端,使国家的权力机关更好的为公民服务?各国都在不断的进行探索。本文就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行政实践中的困境与对策进行了论述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查阅和解读,归纳总结了韦伯官僚制理论在行政实践中的困境,并对其所面对的困境提出了一些改善的途径和对策。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中外政府雇员制的比较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多元化的进步，政府的行政管理面临着行政环境与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两大难题，传统的韦伯式理性官僚人事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西方国家在上世纪率先开始了政府雇员制的改革尝试，目前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我国从2003年开始出现政府雇员制在地方上的初步尝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中西方政府雇员制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笔者拟主要从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目的及制度的性质角度分析两者的差异。     

西方近代社会以来政府管理模式学说的转变

西方近代社会在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下经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政府管理模式学说也经历了由"守夜人"体制到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然后是新公共服务的转变。政府管理模式学说的转变是多层次、多方面作用的结果。从历史角度对几种主要的政府管理模式学说进行逻辑表述,借以分析政府管理模式学说转变的内在机理。     

机构改革:从缩减规模到政府再造

要走出机构改革的怪圈，就必须突破简单缩减规模的传统做法，对政府组织进行再造。从世界范圈看。政府组织范式主要有传统范式、官僚制范式和后官僚制范式三种。借鉴国外经验，立足于本国国情。我国政府再造应以完善并超越官僚制范式作为目标，通过转变职能目标、合理配置权力、强化责任机制、优化激励机制、健全规章制度及更新组织化来完成再造。     

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释——“贡赋制”与“集权官僚制”

理论界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是封建领主制生产方式。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和刘永佶教授均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阿明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中心,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们坚持的封建领主制,而是贡赋制(或纳贡制);但他又认为,"封建制"是"贡赋制"的萌芽形态,"贡赋制"是"封建制"的成熟形态,这是一种尚不准确的概念规定。刘永佶认为,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否定掉的,是"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不是封建领主制;他认为在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的是"集权官僚制"。阿明的"贡赋制"与刘永佶的"集权官僚制"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释不同但是还是比较接近的。     

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背景因素分析

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成功存在三个内在决定因素,即官僚制的高度发育、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强大。     

愤世嫉俗·悲天悯人与批判理性——素质教育漫谈之四

批判理性作为社会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影响和引领社会心态与社会思潮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批判概念及其使用在现代中国一直与政治和否定紧密关联。批判理性的匮乏致使批判未能成为知识建构的途径,更多的是一种与个体利益相关的攻击性言说方式。传统的"愤世嫉俗"的批判方式常常造成个体与社会的疏离。当代社会竞争环境中批判的普泛化事实上已进一步促使批判理性的失落并导致社会心态的普遍浮躁。检视康德以来批判概念的理性含义和中国传统"悲天悯人"的融合式批判,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经验与理性的统一的批判方式,乃是建构当今中国批判理性,提升社会理性精神和民众素质的重要命题。     

马克思·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简述及其启示

马克思.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极其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权力、支配和正当性;统治与统治类型;官僚制度;政治志业。马克思.韦伯的政治社会思想不仅局限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范围内,而且扩展到对世界诸民族的社会政治的研究中。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组织的领导方式及其决策成本

官僚制体系组织与学习型组织在领导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前者采取相对集权的领导方式,后者采取分权的领导方式,而不同的组织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决策成本。     

在官僚制中成长与成长的官僚制——我国政府组织发展的行政生态分析

官僚制，这一20世纪以来最为广泛适用的政府组织范式，今天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检讨。本文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官僚制的产生、发展过程，并据以提出我国政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几条关键线索。     

企业家才能配置与土地集中效应差异——18～19世纪中国与英国的比较

本文通过企业家才能配置模型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与英国圈地运动产生的经济效应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表明,中英制度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两国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存在着差异。圈地运动时期英国的制度环境促使地主阶层成为一个经营者阶层,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兴起、技术革新和农业飞跃发展;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则鼓励企业家流向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兼并土地后并不直接经营,而是成为食利阶级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取收入,因而阻碍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抑制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浅议关于“士”和“士大夫”的演变

士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逐渐从指贵族中的一部分人过渡到指具备一定知识技术知识型人才,最后单一为儒士,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大夫大体上是与士同时期出现的历史概念,从指宗法分封制中的一个等级到作为知识技术载体的士人与作为政治官僚载体的大夫的结合,最后发展到主要指那些由儒士进入官僚体系的官员们,另外还包括那些有政治见解,且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儒学大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