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猪生产布局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基于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生产集中度和区域重心分析法综合考察生猪生产布局变迁轨迹和特征,从空间效应的角度,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生猪生产布局变迁的经济学成因。研究表明,生猪生产区域呈现出向东向北移动的演变趋势;地区间生猪生产具有空间相关性,生猪产业存在空间集聚现象;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交通通达性的直接效应对生猪生产起到促进作用,相邻地区和本地区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和价格预期共同影响本地区生猪生产,畜牧业比较优势的挤出效应因非农就业机会的间接效应得到缓解,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生猪生产有抑制作用。     

中国水稻生产空间布局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1978--2009年中国各地区（省、市、区）水稻生产面板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分析法测定并描绘中国水稻生产空间布局变迁轨迹,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水稻生产空间布局变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水稻生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由南向北变动轨迹十分明显,水稻生产空间布局变化与农业劳动力、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水稻单产和耕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与非农就业机会呈显著负相关。     

资源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2010年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资源型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资源型产业集聚等因素对该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特征,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两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结果表明:(1)资源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东部地区并不明显;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有所差别.(2)技术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为依次减弱;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集聚显著地“挤出”区域技术创新.     

集聚经济、公共基础设施与劳动生产率——来自中国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采用2001-200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一个地区的就业密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都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但在忽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情况下,集聚经济的估计值明显偏高了。     

资源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1990-2010年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资源型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资源型产业集聚等因素对该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特征,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两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结果表明：（1）资源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东部地区并不明显;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有所差别。（2）技术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为依次减弱;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集聚显著地“挤出”区域技术创新。     

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外溢效应:对中国区域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本文运用空间统计学MoranI指数法和β-收敛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级区域和八大区域的FDI聚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FDI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在时空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效应;(2)空间相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贸易及外资等经济活动频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31个省域区际吸引外资的空间不均衡,空间集聚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距离)产生的空间成本降低,但地理特征将深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的中心和外围关系;(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但它却不能轻易改变经济地理的规则,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引资格局。     

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估算了1997-2012年中国各区域的碳排放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人口空间集聚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往往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变化;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受经济密度、大城市比重以及建成区比重的影响显著;在三区域划分标准下,除人口密度以外,经济密度、就业密度、城市化率、大城市比重和建成区比重,对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影响;在八区域划分标准下,经济密度的提升有利于优化区域碳排放强度,而就业密度、人口密度、城市化率和大城市比重在不同区域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甚至相反。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空间统计学Moran I指数法和β-收敛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级区域和八大区域的FDI聚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FDI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在时空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效应;（2）空间相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贸易及外资等经济活动频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31个省域区际吸引外资的空间不均衡,空间集聚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距离）产生的空间成本降低,但地理特征将深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的中心和外围关系;（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但它却不能轻易改变经济地理的规则,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引资格局。     

中国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运用1996—2016年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相关数据,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指标测度中国生猪养殖业时空分布及其演变特征,进一步运用Moran′s I指数从空间相关性角度对生猪养殖业的地理集聚效应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影响中国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生猪养殖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并呈弱化趋势,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时空分布呈"集—散—集"的变化特征。其中,1996—2005年,中国生猪养殖业空间上呈现稳中有升的集聚态势,2005—2013年,集聚态势逐渐减弱,2013—2016年,集聚现象呈现回升趋稳态势。Moran′s I指数表明具有显著的地理集聚效应,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对周边省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使省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受自然资源、经济、技术等多种要素综合影响,其中,地理因素、土地资源、城镇化率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对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各省区发展生猪养殖业应因地制宜制定规划,以市场为导向,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发挥生猪养殖水平较高省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技术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产业集聚能提高地区经济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引入地理距离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尚未产生拥塞效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N"型过程,从而修正了威廉姆森假说,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开放性假说。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拥塞效应,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性效应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Jacobs外部性仅对东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分析了产业聚集所产生的各类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产业聚集的最佳聚集程度和规模,并以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多样化的产业环境有助于区域创新,竞争对区域创新存在负面影响,研发多样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总就业密度提高一倍,则创新水平将提高24%;就业密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且就业密度均为600人/平方公里时区域创新绩效达到最高;区域人口规模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曲线呈U型,对应拐点大致出现在区域人口总规模为6500万人处。     

FDI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

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利用1998—201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省域FDI与CO2排放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域FDI和CO2排放量都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FDI高值集聚区一般是中国CO2排放量低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一般是中国CO2排放量高值集聚区。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研究FDI对中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在地理上的集聚有助于降低中国的CO2排放量,"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对区域不同层次技术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采用Moran's I指数验证了区域不同层次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借鉴知识生产函数,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计量模型,检验了FDI、高校和企业研发投入等因素对区域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区域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均没有促进作用,甚至对较高层次的技术创新具有"抑制、挤出或替代"的负面效应;本地区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均会受到相邻地区的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三类专利的影响程度从高到底排序为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     

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析

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运用DEA-SBM模型测算2003—2017年中国262个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集聚有利于促进当地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且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人力资本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创新能力促进和高质量FDI效应等途径起作用的。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以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与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证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考察空间相关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并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溢效应,结论如下: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时序变化整体呈现小幅震荡态势,区域异质性显著;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以邻为壑”并“以邻为伴”的现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均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人均水资源总量和绿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影响不显著。     

增长极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以环首都经济圈为例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环首都经济圈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增长极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地区(外围层)比较明显,而对于较远地区(辐射层)则不太明显,即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区位差异性。因此,增长极的形成及溢出效应的利用应该在跨区域的范围内统筹兼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区的资源获取效应

利用扎根理论从实地访谈资料中提取企业从物流产业集聚区获得的资源类型,据此构建了物流产业集聚区资源获取效能的假设结构模型。通过问卷调研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各类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物流产业集聚区的资源获取效能与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对企业成长潜力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区在企业获取政策资源、设施服务资源、声誉资源和管理资源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政策资源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管理资源的获取在促进企业成长和长远发展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     

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南北视角分析

为探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采用我国2001—2020年间的省级数据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基于Dagum基尼系数测度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通过二次指派程序（QAP）从全样本期和不同时期考察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并尝试从南北视角对上述结果进行解释。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均衡特征,表现为南高北低的“阶梯式”分布格局。全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区经济差距在全样本期考察和分期考察中均存在明显影响,在南北地区中,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南方地区虽更早的享受到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红利,但其影响强度整体低于北方地区。     

金融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业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对绿色和环保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源头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生态效率。通过建立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超效率DEA、Moran’s I等,对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进行时空差异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验证金融集聚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呈现出区域差异性,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特点;区域差异源于局部集聚性和集聚阴影效应;银行业对中部地区生态效率溢出效应明显,证券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明显,保险业对生态效率溢出效应不明显,金融密度对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溢出效应明显。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R&D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实证检验及空间解释

基于马尔科夫链模型以及两大阵营间基尼系数方法,分别从“等级”和“水平”角度构建区域资源配置 “马太效应”实证检验分析框架,并从空间视角解释其机理,以我国R&D资源为例展开研究。结果发现：①我国区域R&D资源配置呈现明显的“等级马太效应”现象,其中,R&D人员配置还存在高低水平阵营差距逐渐增大的“水平马太效应”现象;②“马太效应”高低水平阵营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高水平阵营成员主要位于沿海地区,低水平阵营成员主要位于西部地区。这种空间格局不仅不利于高低水平阵营间邻近溢出效应的发挥,相反,高水平阵营的集聚效应会扩大两大阵营间差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R&D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