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梦”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怀揣＂城市梦＂,渴望成为城市居民,然而当前体制阻碍了他们的进城脚步,这不仅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了其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爱下,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横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路上的障碍终将清除,其＂进城梦＂终会实现。     

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肩负着建设城市和繁荣农村的双重任务。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善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到了为农民工“正名”，真正把他们纳入工人队伍。善待他们、给他们以相应待遇的时候了。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伴随着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其内容主要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三个层面的适应与融入。当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较之城镇居民而言明显偏低,他们尚未能够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城市发展建设当中来,对自己的定位依然偏向于"过客"、"外来者"等,在心理上对自己社会身份归属的判断也依然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外的"农民工"。为此,我们应当改革户籍制度,疏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渠道,并设立专门机构,使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化。此外,还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奠定基础。     

重塑与调适: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特殊社会群体,是社会生活中的边缘人,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但却和土地、农村有着紧密联系。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与他们思想意识、社会制度、乡土记忆、城市体验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切实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各种问题,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从根本上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重塑和调适。     

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青年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涌出的“农民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特色。受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强体力劳动实际上是对他们劳动力的掠夺性开发,中国的农民工转移呈现出青年农民工阶段性转移的特征,即青壮年时外出务工,中老年时返乡。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目的十分简单——赚钱以维持生计,满足生活需要,他们对生活多年的农村社区有较强的认同感,返乡之后通常仍然具有农业生产能力。但是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对生活的经历远没有他们的父辈那样深刻,同时,对长时间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具有感情,为城市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适应了城市的环境以及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对城市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他们有了更多的生活需求和情感诉求,这也是他们对于城市文明的认可。只是,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家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城市新移民能否融入城市,是影响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因素。     

近距离窥视“80后”农民工

我们回不到农村去了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80后”农民工对城市充满了向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城市为坐标,更渴望以智力而不是体力在城市生存。他们     

进城务工，还是返乡创业--关于农民工本土化就业问题的几点思考

农民工问题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一个缩影。农民工的称谓带有歧视性文化色彩、经济能力成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主要问题、公平感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等,成为了困扰农民工的几个问题。解决农民工本土化的就业问题,要积极引导,改变农民工的传统就业观念,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行农民工“公民”身份,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农民工权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当今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及对策

在新一届的两会中,社会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让农民工群体的声音更响亮＂的呼吁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提入人们眼前。农民工是社会发展衍生出的新型群体,他们工作在城市体层、流动性大。常年工作在外使他们变得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这种尴尬的境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子女教育、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等。农民工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作为一个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切实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必须要了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研究问题所在,并提出科学的解决措施,使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权利。     

“人的城镇化”需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约因素:重庆农民工调研分析的启示

人的城镇化,强调包容性发展,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如何使农民工融入城市,与持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和共享发展成效,成为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解决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因此需要首先了解哪些因素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近40年的历史,农民工也出现了两代人,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基于重庆市两代农民工样本的调查,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对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住房类型、居住环境、住房评价、农村老家是否有承包地等7个因素直接影响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而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居住环境、是否有子女在务工城市上学等4个因素影响新生代(或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根据两代不同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代际差异,认为应当在住房、教育、土地方面实施差别化的政策,以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政策建议包括:建立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和旧房非拆除性的改造,以改善农民工的人居环境;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以适应产业发展;重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教育公平;对农民工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要充分尊重其意愿。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回归分析、夏普利分解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分样本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仅次于收入和健康,贡献率高于10%;超时劳动挤出了农民工的教育和娱乐投资,降低了其市民化融入水平,导致该群体幸福感的恶化。此外,收入提升削弱了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教育程度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效应。超时劳动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异质性。因此,缓解农民工超时劳动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在城市内交往局限性探析

农民工在城市内交往局限性探析周庆华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进城农民工群体。对于农村而言，他们是城里人；对于城市来说，他们又是乡里人，由此处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形成所谓边缘群体。“边缘群体”这一称谓很恰当地体现了他们的身份。在城乡...     

本期话题：让理想照进现实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多个维度看都显著低于国外体力工作人员。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该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进一步提高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认识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     

另类生存

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做候鸟般的迁徙,农民工始终以另类模样存在于人们的视野。本刊记者走访了几个城市打工者,从他们的自述中,也许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他们为人所知或鲜为人知的生存状态。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途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与此同时,他们对工作的踏实程度和对某个企业、某一工作岗位的坚守程度要低,会在各类企业和岗位之间不断摇摆,会在不同的城市中更频繁地流动,不断寻找能够自我满足、     

新型农民工转型自主创业转移途径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也是游离于城市与农村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肩负着建设城市和农村的双重重任,具有需求多元化和兼业性特征。作为城市和农村的建设者,农民工应该受到社会的关注,享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保有农村户口的那些在城市(镇)从事非农作业的人。根据2011年的调查统计数据来分析荆州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以促进荆州经济社会建设。     

农民工还很弱大家要帮扶他们徐惟诚谈农民工问题

目前,我国已有近2亿的农民工,今后还将有更多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关爱他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果,运用单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了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绝对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着显著影响,并没有出现"收入-幸福悖论";而且相对收入越高,大体上看幸福感也越强。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收入角度出发,提出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水平的政策建议。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利益集——以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是服务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在借鉴巴顾兹的自我调节态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利益集影响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概念模型,并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利益集各维度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功能利益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影响最大;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利益集对其任务绩效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中介效应大小不同。     

农民工“养老心病”需对症下药

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刻不容缓。据调查,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为1.4亿人。许多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年龄逐渐变大,他们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问题亟待解决,养老问题已经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