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战略选择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群正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也是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为中心城市,以长沙、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城市,涵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3+5”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江淮城市群等四个子经济区的城市集群。目前,湘鄂赣皖四省已着手在城市群产业、市场、生态环保、基础设施、民生社会事业一体化等五个方面展开合作。其中,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最关键、最基本的要求。     

泛山东半岛城市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分析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泛山东半岛城市群在加强区内、省内外经济合作中相互扩大内需,取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和合力,并大大提高了泛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全省的国际竞争力,使其迅速成为带动整个黄河流域发展的中国第四大经济增长极。泛山东半岛城市群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进入全国城市群发展的第一方阵,真正发挥第四增长极的作用,正在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竞争力转变。     

北部湾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加快北部湾城市群发展,提高北部湾城市群城市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区域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有利于促进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的国际经贸合作.     

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及功能的初步研究

本文从滇中城市群的发展条件入手，分析了滇中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从而得出滇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基本功能定位为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五大功能。滇中城市群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带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     

大关中区域内部分城市声音

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广信表示，构建大关中格局，推进整个城市群的共同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进一步发挥西安的辐射带动作用，西安市要通过推进西成经济一体化，积极为陕南三市在绿色资源、生态旅游、企业合作方面搭建平台，拓展西安与陕北的产业合作等措施，加强关中城市群在全省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同时，必须跳出西安看大关中，打破壁垒，统一认识，做好规划，以产业合作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大关中城市群党政领导会晤机制，适时就重大事项进行磋商，寻求共识，有效互动，实现共赢。     

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空间发展实证分析

城市群发展战略是地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山东半岛城市群作为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群之一,但与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相比,在整体竞争实力和发展空间上还存在差距,综合比较分析这些差距,对于提高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综合经济实力大有裨益。     

建设长株潭低碳城市群的几点思考

自2003年低碳经济提出以来,低碳城市和低碳城市群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受到了学术界的日益重视.本文简单回顾了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的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对长株潭建设低碳城市群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从经济发展方式、产业机构调整、城市生态环境、居民生活消费方式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设长株潭低碳城市群的对策.     

西南地区川渝城市群建设与管理的府际合作

城市群作为多个城市的一种功能性集合体区域,正成为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运行载体。从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强化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和以整合机制为核心的城市群建设与跨域协调机制健全的要求可知,重视预防区域共性问题,通过府际合作以优化治理过程和提升治理结果,城市群府际协作已成为城市群治理的新趋势。文章通过文献研究和访谈,对城市群建设与管理的府际合作状况进行了研究,其合作模式已在东部取得相当成效,但我国西南地区城市群却仍存在布局不科学、府际协作率低、集群效率偏下,合作无序松散等障碍。通过深层剖析我国西南地区城市群府际合作模式存在的瓶颈,考虑东西部不同城市群所处不同地域特征和经济环境特征,借鉴东部做法甚至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探讨我国西南地区川渝城市群建设与管理的府际合作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府际合作可采取的对策建议。     

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城市专业化格局演进

长江流域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近年来,城市群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城市专业化的发展和格局演化对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推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区分绝对专业化、相对专业化、总体专业化的基础上,运用不同测度方法对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的城市专业化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03—2015年,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的绝对专业化发展较为稳定,整体平均水平缓慢提高;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的相对专业化平均水平整体呈一个平缓的倒“U”型提升趋势,表明在此期间,城市间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空间互动日趋频繁,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逐渐深入;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的功能专业化发展较为显著,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已经形成层次分明的职能分工,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依据自身特色,发展特色产业,同时积极承接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产业链功能转移和部门转移,聚焦制造功能,形成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良性互动格局。对此,应继续引导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优化城市专业化发展格局,增进城市间产业分工、互动与合作,促进城市群健康发育和协调发展。     

城市群的发展与区域合作:城市与区域合作发展研究热点综述

本文针对2005年以来学术界关于城市与区域发展、区域合作与发展方面的重要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发现:(1)与以往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圈、大都市区、城市带等各种概念混杂局面有所不同,学界倾向于一致认同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的核心强调的是分工与协作,强调资源的整合。它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是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国民经济和国家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形式。(2)城市群的崛起带动了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城市群的演变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因素。随着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也将发生变化,中国的区域战略正在经历由非均衡增长到互动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变。(3)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正迎来一个新的时期,区域合作与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全球化加剧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使区域间的合作多于竞争。最后,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现有文献指出,区域发展寻求“大市场、大整合、大突破”的强烈发展趋势将可能使产业链-城市链-城市群和区域发展的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的研究、有关城市群中中心城市发展的研究等问题将成为近期中国城市群与区域发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 what economic history can learn from modern economics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role of economic history to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aking my point of departure from the division that still haunts economic history —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 — the paper argues that economic theory today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only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Hence, for example, the division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has been upset in modern economics.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use of concepts like “bounded rationality” or “path dependence” makes it necessary for economic historians to learn from and confront modern economic theorizing. Many economic historians criticise a version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at belongs rather to the past than to the present.     

对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再思考——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启示

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从分工与专业化生产视角,重新考察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分工演进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分工演进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约。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是因为当地的交易效率低下,不利于分工的演进。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交易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就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出了建议。     

区域产业分工的历史演进及对中国首都圈发展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近年来区域产业分工出现了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在我国,经济区内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价值链的分工同时存在。文章测算了首都圈和长三角产业间分工水平,部分证实了首都圈产业分工较为落后的观点。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交易费用分析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施促进农业经营中各环节之间的分工，同时也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其遭受的交易失灵风险巨大，导致其不可持续性；当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分工经济大于其交易费用时，其实施才可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行政区划窠臼内的中国经济区划

传统行政区划主要考虑的是政治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和明显,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区域发展要求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走出一条区域联合之路。立足行政区划,并且超越行政区划是经济发展的可行之路。     

我国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由于行政区划的稳定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变化性,使现行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暂时或长期存在着不一致,从而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对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并指出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并就此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首先,我们可以对现行的行政区划做出一些调整,使之更加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其次,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后,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减少行政区划的调整次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增长理论初探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利和一个国家的地位。文章运用广义价值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以分工为切入点,把分工产生的新增利益和该利益的公平分配统一起来,论述了递增性假设之外另一条增长的可能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交换可以持续地产生比较利益即超过自给自足收益的净收益,这一收益不依赖于技术的递增或递减变化,具有普遍持久稳定性;（2）由分工交换产生的净收益构成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既促进了生产规模和分工范围的扩大,又支持了研发和技术进步;（3）劳动生产力任何提高的效应都通过分工交换产生的比较利益加以放大,在一个分工交换系统中,行为主体提高比较优势产品和比较劣势产品的生产力分别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4）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一个好的制度是能够保证在交易中各方的比较利益率相等,掠夺性制度不仅直接损害经济增长,也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     

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产业链分工模式研究

产业链分工和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区域内的产业分工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产业链分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可分为企业内产业链分工和企业间产业链分工,而企业间产业链分工又可分为产业间产业链分工和产业内产业链分工,企业通过产业链分工达到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降低交易成本;产业链分工通过细化产品,提升产品质量和运营效率。以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企业产业链分工为例,探讨区域产业链分工模式,并对这些分工模式进行探讨,以优化产业链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     

深莞惠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与特征探析

经济一体化是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对经济一体化概念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深莞惠的经济一体化是城市圈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它受区域外部城市香港、广州的巨大影响;实质是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合理的区域分工;发展模式将从城市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变;其战略实施的核心在于区域政策与空间规划的综合运用。     

Division of a contest with identical prizes

This paper studies an economic contest with identical prizes. We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division of the contest. When the contest designer divides the contest symmetrically, each participant competes in each assigned division. The main result is that division is sometimes profitable for the contest designer, in the sense that division brings about increases in lower ability agents' (and occasionally higher ability agents') efforts in exchange for decreases in other agents' efforts. We also study an application to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result helps to explain why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class size effects in empirical data. J. Japanese Int. Economies 18 (2) (2004) 282–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