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工资增长与企业间收入差距——兼论“灯塔工厂”的行业引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引发收入分配问题。文章采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最终落脚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所发挥的行业引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工资水平,且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垄断性较低行业、劳动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增长的影响存在时变现象,数字化转型成熟期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替代效应带来的抑制作用,并构成了企业工资增长的主要成因；数字化转型在扩大企业内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还会通过提升行业垄断程度扩大同一行业内的企业间收入差距；“灯塔工厂”虽然造成了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和资本要素部分转移,但是有助于提升行业内最低生产效率,缩小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促进行业内企业工资水平的全面提升。文章的结论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防止收入差距拉大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探究劳动要素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采用Lasso回归筛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劳动配置效率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配置更多高水平劳动要素、降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改善劳动要素错配问题。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企业劳动资源的配置功能,矫正劳动资源失衡错配、实现劳动供给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质量提升:基于创新技术特征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有重要影响,然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前向专利引证体现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技术特征,为打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影响的“黑箱”提供新视角。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以及采取专业化分工的渠道,提升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同时,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以及行业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我国沪深A股2010—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信任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更换样本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PSM匹配样本、两阶段残差回归等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代理冲突、提高信息透明度是社会信任提高劳动投资效率的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劳动投资过度、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以及法治环境较差的样本中更显著,由此可见,企业内外部环境会影响社会信任提升劳动投资效率的效果。本研究既拓展了社会信任经济后果与劳动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培育社会信任文化氛围以及优化劳动投资决策提供了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与治理的中介作用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借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且明显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推动企业投资效率有效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融资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过度投资、改善投资不足,最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行业和企业所有权等异质性。鉴于此,在企业投资疲软的现实困境下,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释放数字红利,进一步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效应和治理效应,助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0—2018年中国工业各行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效率提升效应与合作协同效应,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进而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具有行业和区域异质性,低耗能、低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表现为显著负向线性关系,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东部地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数字减排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递减态势。因此,应着力推动工业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应用,行业间排放数据共享与传递,建立效率提升与合作协同机制,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工业尤其是高耗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有序实现碳中和提供数字助力。     

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吗?

具有国资背景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该影响在代理冲突更严重和所处信息环境更不透明的公司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是持股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越好;细分国有机构投资者类型后发现,致力于长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证金公司和汇金公司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没有发现“救市”基金和外管局旗下的投资平台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从企业投资效率视角为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微观企业日常经营中发挥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新颖的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深度赋能企业运营管理,增进企业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是"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探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 表明:(1)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股东、员工和社区等责任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考虑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弱化盈余管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数字化能够强化企业运营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对外信息透明度提升和对内治理优化两种机制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企业创新绩效和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融资支持与创新赋能两种经济效应.(3)环境丰富性与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在非国有产权、有政治关联和市场化程度更低地区的样本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深度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利益相关方管理和内部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基于信息披露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策号召、适应行业竞争的必由之路。研究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的信息披露与企业竞争力并未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本信息与财务信息均存在异常披露行为。第二,以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二维视角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模式,发现在“言行一致”的披露模式下,企业数字化相关信息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主要通过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程度的路径实现;而“多言寡行”的策略性披露会增加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进行规范和监督提供真实可靠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研究

数字化洪流之下,传统企业纷纷按下"转型"加速键,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本文利用江苏省制造业2013-2019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同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有促进作用,且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