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我国沪深A股2010—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信任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更换样本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PSM匹配样本、两阶段残差回归等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代理冲突、提高信息透明度是社会信任提高劳动投资效率的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劳动投资过度、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以及法治环境较差的样本中更显著,由此可见,企业内外部环境会影响社会信任提升劳动投资效率的效果。本研究既拓展了社会信任经济后果与劳动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培育社会信任文化氛围以及优化劳动投资决策提供了借鉴。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探究劳动要素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采用Lasso回归筛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劳动配置效率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配置更多高水平劳动要素、降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改善劳动要素错配问题。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企业劳动资源的配置功能,矫正劳动资源失衡错配、实现劳动供给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杠杆操纵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信息互补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杠杆操纵程度,且数字化转型对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公开信息透明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度、研发投入和银企关联强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杠杆操纵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结构,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优化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银行对抵押品的依赖。上述结论不仅从信息互补视角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路径,更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劳动投资效率会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创新是物质要素和劳动要素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劳动是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要素.从劳动投资效率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劳动要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劳动投资效率能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劳动投资效率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未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法律保护欠佳地区的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且良好的劳动投资效率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创新的.本研究从改善劳动投资效率的角度为促进企业创新和实现国家创新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市场化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和保障。采用世界银行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将促使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具体表现为：提高员工招聘的教育程度要求、增加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比例以及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进一步分析表明,研发创新和质量认证是促进数字化转型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同信息化水平的数字化转型企业虽然都将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注重员工的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主要是开展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此外,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扭曲问题、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当管制、加强劳动力市场化建设等政策措施,具有推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吗

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促使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现象普遍存在,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分析数字化转型与大客户依赖之间关系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地降低客户集中度,减少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该结果在通过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度量指标和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就作用路径而言,企业竞争力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客户集中度的两个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截面差异发现,在管理层能力较强、高技术行业、市场份额以及外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上述结果不仅丰富了客户集中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有效地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提供经验证据,还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政策以促进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控制人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创始控制人与战略投资控制人的分析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流背景下,以2007—2020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创始人和战略投资控制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创始控制人有利于上市公司积极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进程;而财务和产业投资控制人均会抑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且财务投资控制人的抑制作用更强,数字金融和控制权进一步强化了以上的回归结果。单独控制人、纵向产业控制人和专业财务投资控制人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表明,公司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信息透明度在控制人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关于公司控制人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对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化赋能、企业类型与投资效率

从投资效率视角研究数字化赋能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果,并探究哪些企业更适合加快数字化赋能以提高投资效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对象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化赋能有利于全面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即既能够改善投资不足,也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并且在规模越大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赋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风险承担能力在数字化赋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中发挥着路径机制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盈利能力较弱、民营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3)渠道机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促进战略激进度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支撑,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研究

数字化洪流之下,传统企业纷纷按下"转型"加速键,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本文利用江苏省制造业2013-2019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同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有促进作用,且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内部控制、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将内部控制引入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考察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正相关,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投资效率越不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干扰,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不仅能够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能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内部控制具有重大的公司治理价值,能够抑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不利影响。     

财务治理、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

较好的财务治理能够降低委托代理成本,降低股东和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从而使企业运行效率更高。研究发现,投资效率在财务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即财务治理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从而对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而这种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财务控制和财务监督实现的,财权配置和财务激励所体现的财务治理功能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国内公司治理的重点可能已经不是监督和控制的问题,更多的注意力应当放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权配置和财务激励上。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