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研发成果反馈效应、产业集群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公共效应获得了国外技术溢出,通过知识、人才与技术资源跨国流动将技术溢出传递回母国后,逆向技术溢出再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促进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运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的海关6位编码的出口数据与ISIC REV.4行业代码进行匹配,得到各个行业编码下的2位出口数据,基于行业角度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     

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研发补贴持续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对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     

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商品价格的非线性影响

只有提升技术才能使商品在保持一定价格的前提下仍然具备竞争力。选取2013—2021年出口商品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门槛效应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出口商品价格有提升作用,但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产生这一作用的门槛。达到一定国际市场占有率之前,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商品价格无明显影响。精加工制成品存在明显异质性,一是其价格在出口中受到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弹性更大;二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未达门槛之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其价格,而非无影响。最后从技术提升、市场占领、价格策略三方面为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出口复杂度、技术创新与一国经济增长

近年来,一国出口如何带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出口复杂度的概念来讨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出口新型技术产品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有多少贡献成为学者们产生争议的重点。本文在实证法部分对之前学者的研究做出归纳总结,并在分析法部分对前人的研究模型做出改进。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一国如何利用新型产品的出口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提出边际性建议。     

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1999—2013年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出各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产生正面影响,而FDI对发达国家影响不明显,对发展中国家正向影响减弱,自然资源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负面影响,且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加显著,从而提出一些改善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建议。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和质量效率变革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构建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理论基础之上,利用中国254个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具有动态效应,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据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省际交界相邻城市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要明显高于省内相邻城市,中西部地区相邻城市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以“宽带中国”为政策冲击的双重差分估计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这表明,不同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数字经济的投入和积累能够克服地理和交通的束缚,更加有利于城市群集聚发展和跨省市的经济区建设,尤其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出口复杂度——基于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实证研究

以新兴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使用201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增加数字服务出口三个渠道提升新兴服务的出口复杂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随着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基础设施对细分新兴服务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维修维护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而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行业不存在明显影响。因此,在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加大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投资,又要注重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影响。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人工智能促进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吗?——来自29个主要经济体的证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了传统服务贸易逐渐数字化、智能化,本文利用2017—2021年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人工智能发展指标和服务贸易“国家—行业”层面数据,针对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服务效率和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实现;一国网络使用成本越低、上网活跃度越高与宽带速度越快,越能增强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赋能作用,但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与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会削弱该赋能作用,且人工智能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人工智能显著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本文拓展和深化了人工智能对服务贸易的效应评估研究,为中国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文章选取了1982-2012年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中国应该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和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市场一体化水平只有跨越一定门槛才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到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约束。只有在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并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强。这一结论对中国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水平,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分配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加剧了增值税地区间转移,使增值税地区分配失衡问题更加凸显。基于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分配的提升效应、空间效应以及增值税地区间转移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相对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本地区增值税的分配份额,但对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增值税地区间转移是影响增值税地区分配的重要中介机制,对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的影响效果中,18.03%是通过影响增值税地区间转移实现的。以上研究结论为深化增值税改革、提高增值税税制公平性、建立良好的地区间增值税分配关系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数字经济对城市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进入普惠共享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就业形态与社会保障发展产生关联性。基于2011—2017年我国25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其主要通过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发挥作用,上述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凸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突破一定门槛时,将进一步强化其对社会保障发展的积极效应;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会强化该效应,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系统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合力推动社会保障发展。此外,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推动本地区社会保障发展,对邻近地区社会保障发展也具有实质性积极影响,有助于形成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社会保障格局。     

数字经济对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分析

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的重要战略选择,加快数字化技术同产业深度融合,赋能中国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竞争力提升,将对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梳理中国地区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外溢性形成机理,理顺数字经济影响地区GVC嵌入的数理逻辑的基础上,以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利用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匹配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回归估计、空间效应分解及异质性分析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在地区GVC空间外溢效应发挥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参与GVC的程度严重失衡,削弱了整体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同时,中国地区GVC的嵌入模式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而且各地区在嵌入GVC过程中会产生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相邻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利于地区GVC嵌入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对东部地区GVC嵌入空间溢出的正向作用力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GVC嵌入空间溢出的促进效果虽高于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但仍存在进一步发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