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视角

本文以2011年和2016年中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两批试点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20年间的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城市层面上研究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明显地提高试点区域的创新水平，这个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后，仍然是正确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对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创新影响较大，而对于西部的创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检验了金融科技是否能够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完美契合了科技金融为科技进行融资的特征，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筛选优质科创企业、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区域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债务期限选择

关于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行为，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随着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将供应链金融纳入到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以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实施供应链金融计划的核心企业更愿意缩短债务期限，其影响路径为通过提高盈利水平和盈利稳定性降低利率风险，以及通过改善财务状况降低再融资风险；双向供应链金融和数字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并没有诱发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非理性短期借款，反而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了投资效率，说明我国企业缩短债务期限的行为并非全是“金融抑制”或信息不对称下的被迫选择，也可能是特定情境下企业权衡风险收益后的主动决策。本文为解释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增量证据，为进一步释放供应链金融的实体经济效应，防范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将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②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和融资能力等途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水平、融资能力在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间起中介作用;③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加大金融资源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     

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税收征管作为政府税收政策以及征稽力度的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作用渠道检验表明，税收征管通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抑制过度投资进而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产可抵押性较低、股权集中度较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地区法治水平较高以及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引导企业合理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科技金融助力新兴产业的发展研究

<正>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引领经济绿色发展、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正处于新经济时代的重要发展时期,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政府、金融机构、新兴企业长期投入人力物力,保障研发过程的可持续发展。但就目前来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形成产业集群,产业发展分散,创业投资规模较小,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新兴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缺乏资金支持,这就需要科技金融运用行业优势补足新兴企业的发展劣势,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多层次完善科技金融的服务模式。政府要调动各方社会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切实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北大核心CSSCI

最低工资政策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其所引发的经济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200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促进要素替代与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度高、平均工资水平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投融资期限错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从劳动力因素视角审视企业的风险管控问题。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没有引起研究重视。首次利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负债”敏感度方程,实证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多期双重差分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显著增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流动负债的正向敏感度,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经过排除同期政策影响、处理效应异质性讨论、其他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政企融资竞争,显著降低了企业长期融资的可得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影响效应在改革强度大与经济财政实力弱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突出。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要兼顾市县利益,处理好简化政府层级与微观经济运行风险的关系。     

银行金融科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

当前,不确定性已趋于常态化,银行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银行金融科技具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基于中国2013—2022年的银行金融科技专利数据和企业贷款数据,探究银行金融科技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和财务风险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二,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摩擦和降低期权等待价值两条机制发挥作用;第三,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负面影响,并且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因此,政府和银行部门要积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增强银行部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能力,加强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结合,健全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银行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

金融科技可以推动金融转型升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近年来备受各界关注.文章以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构建企业贷款银行的金融科技指标,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的运用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系统GMM、双重差分估计和倾向得分匹配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和优化风险控制模式这两条路径,合理引导信贷资源从"僵尸"国企转移到优质民企,从而促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效果在市场关注度低但信息披露质量高的企业中,以及外部金融科技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加突出.最后,金融科技还可以引导资金流向小规模、高科技、低污染的企业,全方位助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创新驱动背景下实现中国科技金融突破性发展的制度安排及政策建议

以实现中国科技金融突破性发展的制度安排为出发点，通过多维度对比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企业、政府部门在促进科技资源与金融要素深度结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经验，针对中国科技金融服务市场、产品体系的现状与问题，提出如下制度创新与政策建议：一是积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功能，完善科技金融创新生态环境；二是突破固有的金融服务思维，促进直接融资市场的深度发展；三是以市场化机制为导向，创新科技金融产品设计；四是进一步推进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式创新；五是借助自贸区建设，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     

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成因与对策分析——基于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思考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的立身之本。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有企业转型发展滞后的原因,也有企业融资困难、利润微薄以及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深层次反映的是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要切实推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必须优化政府服务、制定相应的税收和财政支持政策、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引导企业自主创新,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借助中国2011年设立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通过PSM-DID方法、安慰剂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深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科技金融政策为东部地区和高等级城市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和一般等级城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是科技金融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种有效路径。     

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探索

为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政府推动下,许多城市正在积极探索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创新科技型企业服务体系,包括创新科技信贷产品、拓展贷款融资模式、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展科技保险试点、组建科技支行和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本文在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特点和总结其融资模式的同时,从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角度,提出了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对策。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思考

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面临的障碍主要是融资渠道不畅通,要想从根本上剔除这个障碍,就要及时遏制社会资本由实向虚转变,大力提高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水平,政府也要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完善金融经营体制,拓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增强实体经济的收益水平.     

融资成本、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探寻了我国省级层面融资成本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降低融资成本对提升企业TFP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成本与企业TFP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助于提升企业TFP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成本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错配作用于企业TFP。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成本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非高新企业以及非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型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金融“脱虚向实”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