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及适用性北大核心

本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跨境资本流动的DSGE模型,从脉冲响应和福利损失两个方面探究“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搭配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研究表明:第一,相比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我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搭配能更有效地调控跨境资本流动,缓解外生冲击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影响。第二,不同外生冲击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调控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数量型工具适用于国内外利差大、外部冲击强度大的情形,而价格型工具适用于日常外部冲击较为温和的情形。第三,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的调控效果均好于单独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且政策工具适用情形不变。据此,本文认为,在高质量开放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双支柱”调控框架,推进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创新;加强外部资本流动监测与预警,及时识别外部冲击来源,根据不同冲击特点相机选择政策工具搭配。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稳定性

为应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1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渐完善。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42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对银行稳定性具有负向效应,降低了银行稳定性;跨境直接投资则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跨境间接投资弱化了银行稳定性。第二,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错配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利于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则弱化了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别跨境资本流动施以相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审慎管理有效性

本文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有效性纳入全球金融周期框架分析,引入全球金融周期指数,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变量进行赋值,通过广义矩估计方法对1990-2020年宏观审慎政策运用较为频繁的典型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加入全球金融周期因素前后的参数估计进行了比较。实证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是有效的,但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效果产生影响,降低了政策工具有效性。各国在实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时,应充分考虑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协调搭配研究

通过在开放经济背景下构建具有宏观审慎监管的DSGE框架,分析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进一步模拟分析不同类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效果。模拟结果显示:(1)在政策抵御外部冲击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能有效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增速、抑制汇率风险;(2)在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合使用会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其中价格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3)在政策协调搭配方面,面对国外利率冲击,数量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时经济波动程度与社会福利损失均较小,然而面对技术冲击,两者搭配反而会增加社会福利损失,不利于经济稳定。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当局有效制定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宏观审慎政策减少了资本异常流动吗?——基于跨国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1990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四季度38个经济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异常流动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资本异常流动发生的概率,特别是在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方面。具体来说,宏观审慎政策每收紧一次,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发生的概率分别降低2%和3.4%。不同类别的宏观审慎工具对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比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好。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发现汇率制度越灵活、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对减少资本异常流动,特别是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越有效;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对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有效性提高,但对资本撤回的有效性降低。以上发现对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和资本流动管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跨境资本流动视角下宏观审慎工具实施对我国银行业风险评估的影响研究

为了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我国从2016年起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并逐步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面板数据,从跨境资本流视角下实证研究宏观审慎工具实施对我国银行业风险评估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我国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工具实施不仅能显著降低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显著降低微观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二是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工具综合实施对我国银行间风险溢出影响受融资流动性变化而表现出显著差异性。三是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工具综合实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风险溢出效应影响在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银行间存在异质性。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研究--基于我国的DSGE模拟分析

本文在两国模型的DSGE框架下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机制,把金融摩擦、国际资本流动和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同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机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影响机制。基于我国的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于我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合作不仅能够有效地应对国内经济冲击,也有助于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第二,我国推动构建国际宏观审慎政策长效合作机制,有助于积极应对国际资本流动,促进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第三,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存在国际溢出效应,但是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不明显。     

后疫情时代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研究——基于巴西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的经验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显著提高,特别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进一步冲击国际资本市场,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双向波动加剧,对宏观审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总结了巴西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经验,分析了后疫情时代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特点及趋势,提出建立合理的宏观审慎组织框架和协调机制、渐进审慎的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引入合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完善监测预警体系等四个方面的建议.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基于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

美联储新一轮加息周期正式启动,我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增加。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构建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并从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审慎政策“双支柱”视角比较分析我国应对政策的效果。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境外加息对我国主要经济金融变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内短期资本外流增加,银行信贷约束收缩,投资减少,产出下降,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率下降。央行通过降低本国利率或跨境资本准备金审慎政策加以应对时,会面临稳产出、稳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难选择,但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调控,在降低境外加息冲击对我国不利影响的同时,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后疫情时代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研究——基于巴西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的经验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开放程度显著提高,特别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进一步冲击国际资本市场,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双向波动加剧,对宏观审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总结了巴西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经验,分析了后疫情时代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特点及趋势,并结合巴西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性：研究进展与政策启示

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作为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愈加受到重视。聚焦外汇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直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来降低资本流动风险,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国内金融风险从而有可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外汇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信贷、银行非核心资金和未对冲的外汇风险三种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动及其风险,虽然有效性总体得到认可,但不同渠道间依然存在一定异质性;第二,虽然外汇宏观审慎政策的跨境溢出和政策漏损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已有研究基本证实了政策漏损的存在及其对有效性的影响;第三,部分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间接影响,且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入风险。本文在总结当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研究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中金融账户差额变化,在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跨境资本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比较借鉴主要国际经验,提出健全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有效性——基于银行稳定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236家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净流动对银行的稳定性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并不显著,以其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负向影响。通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标与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乘项分析发现,逆周期调节政策会削弱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同时也会减弱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正向效应。在应对直接投资流入时,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在应对间接投资流入时,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资本管制的比较研究

充分发挥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这两种工具的比较优势,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通过改变境内借款者向境外贷款所面临的实际利率,提高境内借款人的融资成本,遏制其过度借贷,具有防范化解的特征,适合常规使用;资本管制通过阻断境内居民与非居民间的金融交易,隔离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强制性特征,可作为最后手段。这两种政策工具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可能降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预警监测体系,优化管理框架和法律制度,丰富政策工具箱,强化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强化信息披露和预期引导,加强与主体经济体的政策协调。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外部冲击将对我国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MS-VAR模型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风险因素、美国数量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我国汇率市场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冲击效应;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协调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影响研究

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既带来资源优化也带来金融风险。本文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成因,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特点,从5个维度选取24个有代表性的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我国整体所处的金融风险状态。同时,基于测度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选取各变量2006年1月～2022年9月的月度数据,建立能够识别变量间时变关系的TVP-SV-VAR模型,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时变特征,短期内跨境资本流入会降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而长期来看反而会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但跨境资本流动的这种时变特征随着金融开放深化而有所减弱;短期内跨境资本流入对股票市场价格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汇率改革深化,跨境资本流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冲击效应逐渐下降。因此,我国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一体化框架;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