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沪港通与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政策背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具体表现为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提升.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改善了标的公司的信息环境并增加了其股价信息含量,从而改善了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深港通交易制度的治理作用存在持续增强的时间效应;沪深港通交易制度还提高了标的公司的高管非运气业绩-高管薪酬敏感性,并降低了高管薪酬黏性.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管 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 ——价值分配的视角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和委托代理理论，在价值分配视角下，阐释了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高管效用敏感性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管激励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方案，并利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体系对企业价值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和蜕变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而高管声誉激励机制仅在企业成熟期表现出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生命周期各阶段内，控制权激励均未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相反在蜕变期，控制权沦为高管挖掘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改善薪酬激励期限结构，提升声誉激励和高管市场约束的持续性，构建高管控制权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的必经之路。     

连锁股东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高管薪酬契约是否有效关系到薪酬激励效果,不仅受到管理层"寻租"的影响,还受到大股东监督的影响.连锁股东因关注投资组合价值的最大化而产生治理协同与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本文以200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连锁股东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促进高管薪酬信息流动和提高监督力度,提升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发挥了治理协同效应.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控股型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均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但非控股型和非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在高管薪酬契约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为全面正确认识连锁股东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控股型连锁股东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研究——基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视角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高管薪酬契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的现状和内在规律。研究发现:(1)国企高管通过提高其薪酬与较高业绩指标的相关性来操纵薪酬契约,而且管理层权力越大,操纵行为越明显;(2)地方政府控制和相对薪酬较高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操纵行为更严重,说明追求货币收益、为其高额薪酬辩护以减少愤怒成本是薪酬契约操纵的主要动机;(3)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加剧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行为,而公司内部治理质量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能够抑制这种操纵行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推进国企薪酬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7—2009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考察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同时,我们发现,公允价值收益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公允价值损失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样本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收益非理性激励而对公允价值损失惩罚乏力的"重奖轻罚"的不对称性现象,此外,研究还发现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高管比其他公司的高管薪酬相对要高,这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是不完全的,薪酬激励机制仍有待完善。     

高管职位特征、机构投资者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职位特征（任期、薪酬）以及机构投资者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职位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任期越长、货币薪酬越高，企业研发动力越强、研发投入越大。然而，在机构投资者有效监督的环境下，当高管任期越长、短期货币薪酬越高时，出于研发失败风险导致未来职业声誉受损和被替换风险的考虑，高管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反而不利于企业研发。政策意义在于：董事会和股东应当将长短任期和薪酬机制有效结合，当研发失败导致业绩下滑时审慎地对高管作出处罚，解除高管层的后顾之忧，增强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规模敏感性

高管薪酬契约一直被作为缓解企业委托—代理矛盾的必要手段,如何设计薪酬契约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将决定着契约的效率。规模因素作为薪酬契约中重要的因素,在契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管理层权力视角出发,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规模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权力滥用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可以凭借管理层权力提高薪酬—规模敏感性,降低自身薪酬风险,而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产品市场竞争对这种权力滥用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此外,企业所处的成长性环境差异对薪酬契约有重要影响,高成长性企业既有着相对较高的薪酬—规模敏感性,又能为产品市场竞争提供较大的治理空间,从而提高竞争对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     

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对策

有效的高管薪酬设计可使高管的薪酬和公司业绩紧密相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还不完善,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损益对薪酬的影响不对称,"重奖轻罚"现象明显;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易被高管人员操纵等问题凸显。应采取股权激励、退休福利与基本薪酬并行原则;奖惩平等,将公允价值损益作为特殊业绩指标单独考核;将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综合考虑;注重长期利益、业绩指标多元化,多方面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陆港通这一外生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制度发挥治理作用的潜在途径是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产生股价信息反馈效应,促进股价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指导作用,或者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空间。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但是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强烈约束。上述研究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研究的有益拓展,而且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相关制度建设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全球化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3-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论文从FDI流入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全球化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化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控制同时期其他政策影响后依然稳健。此外,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全球化主要通过公司治理中的独立董事治理影响高管薪酬,市场机制的作用有限。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全球化对高管薪酬的作用表现出异质性。全球化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大的影响。相较于普通高管,权力型高管在全球化中受益更多,这意味着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企业内部高管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剧。本文的发现提供了全球化对高管薪酬具有积极影响的中国证据,有助于丰富国际贸易与顶端收入分配领域的文献。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 ——"精力"与"资源"的中介作用

依据高阶梯队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通过引入“精力”层面的创新注意力和“资源”层面的研发投入两种创新投入,构建“高管特征-投入决策-创新绩效”研究框架,实证检验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398家技术密集型企业2013-2016年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不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3种职能背景中只有“产出型”高管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创新注意力和R&D 投入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双中介作用和交互作用。     

高管激励契约、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

根据创新经济学及其衍生理论相关观点,高管创新动机与创新战略决策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线性与非线性分析整合视角,运用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2007-2012年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及路径选择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能够对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两类激励契约对于公司技术创新路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两者激励强度与内部自主研发途径的选择倾向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对于外部技术引进路径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高管激励契约结构进行合理设计是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自主创新动力的重要途径。     

高管激励契约、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来自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创新经济学及其衍生理论相关观点,高管创新动机与创新战略决策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线性与非线性分析整合视角,运用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2007-2012年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及路径选择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能够对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两类激励契约对于公司技术创新路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两者激励强度与内部自主研发途径的选择倾向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对于外部技术引进路径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高管激励契约结构进行合理设计是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自主创新动力的重要途径。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企业管理数字化与高管薪酬粘性

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和薪酬契约有效性是我国政府、业界和学者共同应对的现实问题。高管薪酬粘性是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2007—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企业管理数字化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数字化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管理层权力约束、调整成本削减和大股东与高管合谋行为抑制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外部监督较弱的样本中,企业管理数字化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企业和政府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下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积极推进管理数字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高管同酬、激励效率与公司绩效

我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取的年薪完全相同。这种高管同酬的确定依据是什么？高管同酬是否具有激励效率？高管同酬又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2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同酬及其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部分上市公司出现高管同酬,主要是因为高管薪酬由公司政治因素或内部薪酬比较所决定,而并非遵循最优契约观所寓示的“效率逻辑”;与高管异酬的公司相比,高管同酬公司的董事长薪酬激励缺乏效率;高管同酬对公司未来财务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中国情境下,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关注公司权力博弈或内部薪酬比较等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     

非CEO高管差异化薪酬与国有企业代理效率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对高管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国有企业的公平偏好与集体主义文化使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程度在改革实践中难以把握.文章以"搭便车"现象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为视角,研究了非CEO高管之间的差异化薪酬是否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并以2015年国有企业差异化薪酬改革作为外生实验,缓解了非CEO高管薪酬差异的内生性,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可以通过减少对非CEO高管的监督成本与提升非CEO高管的激励效率这两个渠道来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研究表明,现阶段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有助于激活高管积极性,提升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这支持了当下推进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异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也为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差异化薪酬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论国企高管薪酬异化的解决对策

针对国企高管薪酬逐年快速上升的现象,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薪酬管制制度。本文分析认为,对国企高管进行薪酬管制将带来一系列的不良经济后果。国企高管薪酬异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国有企业资源租金阻碍了业绩的可证实性、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和股东利益法律保护机制缺乏威慑力等方面。充分发挥职工董事在高管薪酬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质疑高管薪酬问题的门槛和积极推进国企高管业绩评价手段是解决高管薪酬异化的有效措施。     

公司高管薪酬与融资结构间的内生关系

本文将战略性财务风险管理因素引入融资契约缔约过程,通过模型证明公司融资结构符合高管和所有者基于各自利益的最优制度设计,高管薪酬和资本结构内生于公司的内部治理,影响二者间内生关系的因素主要来自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潜在的战略性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设计灵活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可以在完善公司内部激励机制的同时促进最优资本结构形成,若与股权激励相结合,则资本结构可成为加强和完善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