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新兴市场资本流动

文章指出，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呈现较大波动性将成未来态势，预计其2014年和2015年流人量会较2013年下降。就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文章分析了全球经济增长减弱的负面影响，认为新兴资本市场吸引力前景不明且出现地区分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和地缘政治紧张两大下行风险上升。文章探讨了G3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影响，并预测了亚洲、欧洲、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各新兴市场地区资本流动状况。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

<正>欧债危机在欧元区内部逐步由债务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同时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国际贸易等渠道传导至欧元区以外的国家,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欧债危机使得全球贸易陷人低迷,失业率上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欧债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震荡,一方面,欧债危机转化为债务危机,对信用衍生产品造成了严重影响,并对全球银行业系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导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收缩,直接投资流向新兴经济体,证券投资流向发达经济体。目前,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依然步履维艰,全球经济     

持续优化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正>面对资本外流压力,新兴经济体可充分借鉴《机构观点》及后续更新中的管理框架,不断优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下半年、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2017—2018年经历了多次资本外流。为维护本国金融市场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各新兴经济体开展了一系列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实践,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称“基金组织”）等机构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也为新兴经济体应对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全球主权债务恶化将加速海外资本回流

随着全球债务前景的恶化,新兴经济体很可能将面临如去年下半年一样的全球资本回撤,汇率波动不可避免。外部冲击和国际资本流动逆转风险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容忽视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兴经济体主权债务货币错配演变及启示

鉴于历次国际债务危机的教训，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兴经济体积极发展本币债券市场与发行本币计价国际债券，以降低主权债务货币错配程度，2013年之前国际投资机构持有的新兴经济体本币政府债券占比总体不断上升，但近十年来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币汇率波动加剧，这一趋势基本停滞。因此，一方面，与21世纪初相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原罪”约束显著缓解，本国国际债务实际偿还负担变动对汇率波动负面效应的敏感度下降；另一方面，货币错配风险从新兴经济体政府部门转移至国际投资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新兴经济体对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变得更敏感，新兴经济体外部金融风险模式从“原罪”向“新形态原罪”转变。这给新兴经济体和我国的宏观管理政策带来了启示：一是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国内投资者基础，有助于对冲因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对本国货币金融环境的负面冲击；二是适度发展本国汇率衍生品市场并开放国际投资机构参与，有助于稳定从汇率波动到国际资本流动顺周期波动的传导。     

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90—2019年58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对激增、中断、外逃和撤回四类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均能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激增和中断的影响要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和撤回的影响要大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增速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的影响,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可以强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主权财富基金、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金融稳定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首先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出主权财富基金可成为财政政策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的协调,其投资对稳定汇率有一定作用;主权财富基金有利于提高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配置对于本国以及投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重要的影响。其次,本文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偏好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资产风险-收益组合的影响、对股票风险溢价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本文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稳定力量。总体来看,主权财富基金对内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2012年全球金融形势分析及2013年展望

2012年,全球金融形势及市场呈现四大特点:一是欧债危机由重债小国蔓延至重债大国,主权债务问题仍是全球经济金融运行最大风险;二是"保增长"重归政策主基调,全球流动性过剩、信贷紧缩与美元短缺出现并存局面;三是全球资本流动不稳定性加剧,新兴经济体流动整体"由进转出";四是国际金融市场经历阶段性剧烈震荡,但风险敞口逐步收敛。展望2013年,美国财政悬崖风险、主权债务融资风险,以及新兴经济体尾部风险会左右全球金融市场走势,国际金融格局可能出现主权债务货币化,全球短期资本与长期资本流动分化,以及全球金融市场"钝化"的新常态。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吗?--基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

本文基于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显著减弱了四种资本异常流动情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激增、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强化了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汇率制度弹性和金融发展程度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于各国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以及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尤其给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包容性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总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疫情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现疫情对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包容性增长产生的严重冲击主要包括经济遭受重创、贫困人口大幅反弹、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失业率上升等。基于此,提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要通过强化疫情防控、多种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和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等措施,减弱疫情的影响,促进包容性增长。     

经济不确定性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证据

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提高给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09—2017年47个经济体对132个经济体的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数据，考察母国（资本流出国）和东道国（资本流入国）经济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母国股权与债权资本流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减少东道国股权资本流入。第二，当东道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母国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当母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再显著降低股权资本流入，但会显著降低债权资本流入。以上结论主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成立，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本土偏好”。此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制度越灵活，越能缓解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中的短期资本流动风险

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发展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加转轨市场,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在国际化进程中更容易受到外部金融市场的影响。伴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面对国际游资的冲击,会形成较大的系统风险从而影响整个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因此,正确认识我国证券市场开放中所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如何借鉴其它新兴市场开放的经验模式,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和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外汇干预有效性的最新研究综述

<正>应对全球资本流动冲击,很多国家都采用外汇干预等措施。已有研究对于外汇干预是否有效没有定论,且外汇干预的内生性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选择造成一定挑战。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全球金融状况变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各国经济体的影响越来越大。适当的资本流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很多益处,如减少系统风险(Chari和Henry,2004),增加实体投资(Henry,2000,2003),推动经济增长(Bekaert等, 2001,2005)。当全球资本大规模流入时,     

融资溢价、企业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和价格黏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于产出和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不同的企业融资溢价、杠杆率、高低风险企业比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并对比了基准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下的福利损失情况。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一是随着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的增加,单位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波动增大;二是企业杠杆率的降低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三是技术冲击短期内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四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杠杆率的升高,而盯住企业杠杆率的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社会福利损失下降得比较明显,企业杠杆率应成为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的一个"关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