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立法管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数据研究了环境立法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立法管制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证明：一方面,加强环境立法管制的“成本效应”促使直接受约束的企业寻找其他可替代要素。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污染型资源的依赖程度。“创新效应”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这两种效应均影响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环境立法管制提高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率下界,使间接受约束的企业改变定价策略,进而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表明,地区严格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扩大环境立法管制对污染型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环境立法管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数据研究了环境立法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立法管制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证明：一方面，加强环境立法管制的“成本效应”促使直接受约束的企业寻找其他可替代要素。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污染型资源的依赖程度。“创新效应”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这两种效应均影响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环境立法管制提高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率下界，使间接受约束的企业改变定价策略，进而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表明，地区严格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扩大环境立法管制对污染型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融资约束是否限制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的提升?针对此问题,基于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生产和贸易匹配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加成率。有关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发现,融资约束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减少企业出口的概率和降低出口产品质量,从而限制企业提升加成率水平,表明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中的生产率渠道、出口渠道和出口产品质量渠道均存在。为此,需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企业融资能力,以提高中国企业加成率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     

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制度环境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在企业层面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当要素价格扭曲达到一定门槛值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第二，要素价格扭曲因企业贸易方式、技术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现不同特征。其中，一般贸易企业、高技术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在较高的要素价格扭曲水平下，才会达到拐点位置，从而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第三，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投入比例是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因素。要素价格扭曲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其会降低企业成本加成率，提高国内中间投入比例，进而阻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四，制度环境在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产生调节作用，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倒U型曲线更加平缓。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进口中间品能否提升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库,通过倍差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加成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获得了正向"加成率效应",而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都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分所有制类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提升,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恶化;从不同要素密集度视角出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可以提升加成率水平。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通过概念模型探究了贸易方式对进口中间品企业加成率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证实进口中间品通过价格渠道影响了企业加成率。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对地区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且在经济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提升效果更好.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集聚带来的促进效应并不理想,而在长江下游地区和上游沿江中心城市则提升效果显著.同时,经济集聚有助于提高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存在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向高附加值一般贸易企业转变的可能.机制检验表明经济集聚是通过促进地区信息化发展和国内中间品投入比例的提高实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增加.此外,地区经济集聚有助于推动国内中间品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企业国际化参与度.就外部性影响来看,要素市场的成熟和市场服务的完善也有助于强化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促进效应.     

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县域企业市场势力——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竞争优势重构

在国内大循环发展背景下,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对象,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县域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被撤并县(市)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减少了县域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了县域竞争。机制检验显示,撤县设区通过提升被撤并县(市)企业进入率和减少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降低了垄断性较强行业、非普通地级市和市县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县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另外,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期间被撤并县(市)企业进行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越多,其成本加成率增加越多。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通过引入竞争削弱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市场势力,但域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重构竞争优势,进而从总体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不仅能丰富区域一体化和县域城镇化研究,也能为欠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优势重构提供一定参考。     

技术市场流畅度与企业创新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流畅度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市场流畅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且对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衰退落后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南方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市场流畅度通过转移扩散效应、交流扩散效应与成果扩散效应，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稳步提升。据此，提出多措并举推进技术市场快速发展、统筹构建技术市场联动发展格局、逐步优化技术要素市场扩散效应的举措，以期为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提供经验借鉴。     

要素价格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

文章基于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估计法从国家和地区两个层面就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上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价格上涨在国家层面上对出口技术结构表现出显著的"倒逼"效应,即要素价格上涨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要素价格上涨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同。从动态视角看,要素价格上涨所体现出的"倒逼"效应越来越小,而其表现出来的"倒退"效应越来越明显,即要素价格上涨越来越成为企业本身发展的成本负担。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简政放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

通过2010-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产生了两大效应:创造性生产抑制效应和关系型资源偏袒效应.创造性生产抑制效应阻碍了企业绩效的提升,而关系型资源偏袒效应则通过帮助企业获取关键资源促进绩效的提升.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产生的关系型资源偏袒对于绩效的正效应大于创造性生产抑制对于绩效的负效应.然而通过简政放权,不断减少政府干预,提升政府效率,削减关系型资源偏袒效应,最终导致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长期绩效的提升.     

进口产品种类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双重差分与工具变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系统考察了进口产品种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产品种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呈U形关系,即未达到门槛值以前,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当进口产品种类达到门槛值以后,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口产品种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进口产品种类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机制检验表明通过企业成本加成和研发创新效应,进口产品种类显著影响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因此,为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获得更多国际贸易利得,企业应不断增加进口产品种类;政府则应针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采取差异化的进口策略。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管理者能力、内部控制与企业成本加成率

企业成本加成率是以成本为基础衡量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以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能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主要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控制这一作用机制提高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研究结论不仅为新时期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管理者能力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提高了加成率吗?

本文以加成率为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中国工业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ODI)进行了检验。经验结果显示:(1)对非洲ODI当期具有显著负向的加成率效应;(2)经验证据表明对非ODI显著提高了企业滞后期加成率水平;(3)技术研发和生产加工类对非洲ODI具有显著正向滞后"加成率效应";(4)非国有企业对非直接投资行为提升了加成率水平,但是国有企业并不显著。提出引导企业集群化、专业化投资,积极参与东道国产业合作园区建设,改善基础设施与投资环境等对策。     

企业加成率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企业加成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企业加成率对其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加成率的提高,企业的DVAR也会相应提高。而进一步对不同企业类型的比较分析显示:加成率的提高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非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本土企业、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同时加成率的提高只会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DVAR的增加,并不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DVAR产生显著影响。     

人民币汇率、依市场定价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依市场定价"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资源配置扭曲指标——"加成率离散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市场份额越高,加成率也越高,但其出口加成率对汇率的弹性也越大。因此,在出口市场份额悬殊的外向型垄断行业中,本币升值会相对压低高市场份额(高加成率)企业的加成率,缩小行业内"加成率离散度"。本文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结合倍差法发现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外向型行业的"加成率离散度",但该资源配置改善效应仅在垄断行业中显著。分位数倍差法进一步发现,升值相对压低了垄断的外向型行业中高加成率企业的加成,直接地缩小了"加成率离散度"。升值还对垄断行业中的低生产率企业产生了倒逼效应,减轻了资源配置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