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从全球42个主要的股票市场指数提取全球股票市场因子,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总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全球股票市场因子(全球风险规避和不确定性)上升时,跨境资本流入显著下降;(2)一国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速和利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减弱;(3)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或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越强;(4)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隔绝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但相比固定汇率制度,可提高一国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的能力;(5)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是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并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一国应夯实经济基本面、采取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措施,以缓解全球金融周期给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审慎管理有效性

本文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有效性纳入全球金融周期框架分析,引入全球金融周期指数,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变量进行赋值,通过广义矩估计方法对1990-2020年宏观审慎政策运用较为频繁的典型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加入全球金融周期因素前后的参数估计进行了比较。实证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是有效的,但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效果产生影响,降低了政策工具有效性。各国在实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时,应充分考虑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影响。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科技与银行流动性囤积

本文根据2011-2022年中国21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现象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并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指数,探究金融科技是否发挥调节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入强度、流出强度以及总流动强度的上升均显著提高了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造成流动性负债向非流动性资产的转换出现阻滞,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投机性跨境资本;第二,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可以通过提高银行风险容忍度、降低银行信贷错配程度来缓解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显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条件边际递增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金融账户开放进程中有效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以及借助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离岸金融中心与跨境资本流动

离岸金融中心一般具有以下特点：金融机构以非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金融体系的对外资产和负债规模与和国内经济相适应的国内金融体系规模不成比例；低税收或零税收、不严格的金融监管等。由于上述特点，跨境资金倾向于选择离岸金融中心作为中转站，主要目的是避税、规避来源地管制、规避风险，甚至是洗钱。因此，与其相关的跨境资本流动往往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跨境资本流动与中国金融安全

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作用下,资金的逐利性使国际资本疯狂涌入。研究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现状以及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对于正确甄别有益的和有害的资本流动,采取适宜的应对措施,防止形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甚至实质损害,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如何通过计价货币影响银行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1999—2019年55个经济体以计价货币划分的银行跨境债权债务季度数据,考察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对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美欧英日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能够促进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与机制检验表明：美欧英日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能够通过推动外币出口收入增加促进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另一方面,能够推动以其货币计价的存贷款业务从国内银行转向国外银行,促进银行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力度在不同计价货币、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均有差异。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对相应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更好推动金融市场开放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跨境资本流动、金融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步伐加快,有关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系统间的风险行为反馈,以及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对金融波动做出反应等议题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构建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本币汇率预期变动与国内金融系统风险行为的反馈机理,并据此检验金融稳定目标下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本币升值预期将导致金融系统的风险选择趋于激进,同时伴随着实体经济借贷利差扩大,资产价格上涨,金融系统杠杆率增高等现象。利差平滑、杠杆调节在一定条件下可作为货币政策关注的对象,而资产价格稳定不应纳入货币政策调控范畴。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稳定性

为应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1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渐完善。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42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对银行稳定性具有负向效应,降低了银行稳定性;跨境直接投资则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跨境间接投资弱化了银行稳定性。第二,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错配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利于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则弱化了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别跨境资本流动施以相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金融开放能够促进跨境资本流动,也具有引发跨境资本流动失衡和波动性增加的风险,而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在其金融开放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58个国家及地区1999-2016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研究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入、流出以及总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本身有可能造成跨境资本流出大于流入的失衡现象,并显著增加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风险,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开放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失衡现象和波动性风险。因此,在扩大金融开放进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向和资本波动性变化,提高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匹配。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竞争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

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信贷扩张效应加剧了银行业竞争,从而对出口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2590家出口企业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该影响主要来自跨境资本对货币、存贷款及贸易信贷的投资,而跨境资本证券投资规模增加反而会加剧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异质性检验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高杠杆率及中西部地区出口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银行竞争引发的出口企业商业信用错配、债务成本及融资约束效应在跨境资本流动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而出口价格与贸易自由度提高均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吗?

日益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波动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全球79个国家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跨境资本巨额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负向作用,即存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因此,中国应坚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我国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

随着全球范围内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欧盟和美国在整体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模式。我国也在自身国情基础上,建立了将数据主权、数据保护与发展数字经济相统一的整体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但仍存在不同部门的规制思路有待进一步协调,以及对不同类型的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进行规制的针对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本文认为,未来对银行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的规制应在明确金融监管部门特殊规制权限的基础上,建立以下有区别的规制模式:针对基于商业需求而产生的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应当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原则上允许跨境流动,并实行备案管理;针对基于数据流入国监管机构要求而产生的跨境流动,除存在国际协定或其他国际合作形式外,原则上不予认可。     

我国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

随着全球范围内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欧盟和美国在整体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模式。我国也在自身国情基础上,建立了将"数据主权、数据保护与发展数字经济相统一"的整体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但仍存在不同部门的规制思路有待进一步协调,以及对不同类型的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进行规制的针对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本文认为,未来对银行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的规制应在明确金融监管部门特殊规制权限的基础上,建立以下有区别的规制模式:针对基于商业需求而产生的银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应当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原则上允许跨境流动,并实行备案管理;针对基于数据流入国监管机构要求而产生的跨境流动,除存在国际协定或其他国际合作形式外,原则上不予认可。     

监控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政策选择

短期资本是指资金周转时间短（通常在一年期以下）、流动性很强的各种金融资产，包括现金、活期存款、短期政府债券、商业标据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     

新形势下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研究

资本跨境流动具有两面性,既可推动国际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灵活配置和全球经济增长,跨境资本又具有逐利性、顺周期和易超调等三大特点,短期内跨境资本大规模无序跨境流动又对经济金融带来较大冲击.面对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以美国为引领与示范下的各国均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和恢复市场信心.目前我国监管重...     

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外部冲击将对我国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MS-VAR模型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风险因素、美国数量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我国汇率市场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冲击效应;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协调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