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波动的影响路径及门槛效应研究——基于122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有效抑制金融波动是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0—2019年122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会加剧金融波动;房价和股价上涨、银行风险承担程度上升和汇率波动构成其影响路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制度质量的改善以及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削弱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波动的影响。对此,文章提出实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重点监测银行风险和完善制度安排等政策建议。     

分类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来自162个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根据三种不同标准,对资本流动进行了细分,并以全球162个经济体(1974-2010年)为样本,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组合投资资本、短期资本和权益资本流动程度越高的经济体越倾向于选择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而其余四类资本流动——FDI资本流动、其他资本流动、长期资本流动和债务资本流动则对汇率制度选择没有显著影响。采用Reihart & Rogoff(2004)、Levy-Yeyati & Strurzenegger(2005)、Shambaugh(2004)等不同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或者采用不同计量模型并不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吗?--基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

本文基于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显著减弱了四种资本异常流动情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激增、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强化了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汇率制度弹性和金融发展程度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于各国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以及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美国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跨境信贷极端流动？——基于汇率制度非对称性的再探讨

本文首次研究了在美国货币政策的不同阶段,汇率制度对跨境信贷极端流动的非对称作用。结合名义工资刚性和抵押品约束的理论模型显示,存在一个世界利率临界值,当世界利率低于该阈值时,汇率制度并不影响跨境信贷流入;当世界利率高于该阈值时,浮动汇率制度国家更易发生极端资本流动。基于39个新兴经济体146个季度的跨境银行信贷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美元加息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资本流入骤降的概率显著更高;在美元降息期,汇率制度对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发生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债务负担较重、资本账户开放度较高、外汇储备较低的国家,浮动汇率制度的非对称调节作用会进一步放大。因此,当一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时,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和一定程度的资本管控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风险。     

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90—2019年58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对激增、中断、外逃和撤回四类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均能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激增和中断的影响要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和撤回的影响要大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增速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的影响,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可以强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以资本账户开放为背景,按照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汇率风险进行测度和管理。测度1997-2018年间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并运用GARCH-VaR模型度量我国现阶段的外汇市场风险。研究表明:整体而言,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汇率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资本管制程度较高时,汇率波动整体较小,汇率风险较低;在资本管制程度较低时,国际资本流动频繁,汇率整体波动较大,此时汇率风险较高。为降低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汇率风险,现阶段我国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完善汇率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管理。     

三元悖论非角点解与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政策研究

文章在探索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政策选择与彼此搭配的过程中,为确保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之间相对稳定,以三元悸论非角点解过程为约束,采用TVP-SV-VAR模型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研究发现,汇率弹性的增加与资本账户开放对当期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在确保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前提下,汇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开放同步协调进行有助于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在不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能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这样更有助于稳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仅扩大资本账户开放,而汇率市场化改革却裹足不前,则必将逐步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给国内金融系统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冲击。     

经济不确定性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证据

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提高给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09—2017年47个经济体对132个经济体的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数据，考察母国（资本流出国）和东道国（资本流入国）经济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母国股权与债权资本流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减少东道国股权资本流入。第二，当东道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母国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当母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再显著降低股权资本流入，但会显著降低债权资本流入。以上结论主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成立，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本土偏好”。此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制度越灵活，越能缓解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MEC均衡约束下的人民币跨境使用研究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条件、路径、利弊的分析在理论研究中已具有较广泛共识.目前,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制度安排,但对其与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存在不少争议.借鉴“不可能三角”理论引申的MEC均衡分析框架,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推理,发现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和资本可兑换程度提高有利于人民币跨境使用,而后者对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也具有优化作用.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应对——以新兴经济体为例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明显的外部效应包括资本流动效应、跨国间的汇率变化或相对价格的变化。随着美国购债规模的持续收缩和结束,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应对将是一个亟需探讨和解决的话题之一。本文以新兴经济体为例,从外溢效应的理论、新兴经济体对于美国量化宽松退出的表现及可能的应对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最后得到相应的启示和结论。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美元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对提高我国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防止跨境资本大进大出、汇率大起大落，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意义重大。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包括跨境资本流动、全球原油价格、我国货币政策、汇率、物价水平在内变量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关系，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以及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实证基础。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利率政策对我国跨境资本冲击具有一个持续的冲击效应，应当防范来自外部溢出效应的风险。     

新兴市场弹性汇率制度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双重冲击的减震器作用研究

美联储货币政策由量化宽松转为量化紧缩会产生外溢效应。文章选取43个国家2002—2019年的月度面板数据验证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弹性汇率制度在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及信息披露冲击时的减震器作用。研究发现：这种减震器作用存在差异性,应对跨境资本无规则流动时,弹性汇率制度是单纯货币政策紧缩冲击的放大器、信息披露经济向好冲击的减震器,且后者的减缓作用大于前者的强化作用。为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建议新兴市场国家应立足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汇率安排。各国央行应加强沟通交流,提高政策透明度,进一步完善资本账户管理制度。     

本国风险如何影响跨境资本极端流动？

近年来,跨境资本的极端流动引发广泛关注。借鉴Forbes和Warnock(2012,2021),本文构建了跨境资本极端流动指标,并利用国家风险指南（ICRG）数据来衡量一国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通过“推-拉”框架评估了国内风险如何影响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和资本外逃。研究表明,本国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增加显著提高了资本流入急停的概率,但对资本外逃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于发达国家更易受国内金融风险的影响;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本国经济风险成为资本极端流动的关键因素。政策分析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外汇储备干预和适度的资本账户管控均有助于减轻本国风险对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冲击。     

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时变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DY溢出指数和LT-TVP-VAR模型考察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联动关系;资本账户开放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冲击的反应模式存在短期动态权衡规则,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反应力度更大;随着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资本账户开放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之间的互动传导渠道逐步畅通,且资本账户开放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之间存在互动强化效应,并对汇率产生叠加冲击;此外,汇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剧三者时变关系的复杂性与异质性。     

我国国际收支格局演变及风险评估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进入调整变换期,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呈持续下降趋势,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波动性加大,但中长期看,货物贸易顺差不会出现真正的反转,资本与金融账户顺逆差也是可以接受的。各项指标显示我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中的风险总体可控,但短期资本大进大出会放大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国际收支结构演变中也存在一定的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因此,需要从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平衡"引进来"与"走出去"、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加以有效防范和应对。     

MEC均衡约束下的人民币跨境使用研究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条件、路径、利弊的分析在理论研究中已具有较广泛共识。目前,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制度安排,但对其与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存在不少争议。借鉴"不可能三角"理论引申的MEC均衡分析框架,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推理,发现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和资本可兑换程度提高有利于人民币跨境使用,而后者对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也具有优化作用。     

全球经济政策调整增大新兴国家经济风险和市场波动

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今年5、6月份普遍遭遇了严重的资本外流和持续的汇率贬值,若资本逆向流动继续延续,将抑制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并进一步不利于全球经济前景。当前,尽管部分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然而通胀压力并未随之下降。一些新兴市场短期内不仅面临着来自外围环境冲击,长期还面临着内生结构性转型方面压力。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政策逐渐出现分化,国际资本陕速撤离,新兴国家外汇的波动加大,增大这些国家经济风险。同时,QE退出和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引发大宗商品波动回落。     

加强对“热钱”有效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明分析：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量不排除有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长期来看,政府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应：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消除市场上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增强中国金融体系与金融机构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弹性,限制金融机构外汇净头寸的规模过大;进一步完善国内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避免资产市场形成持续的、大规模的泡沫;审慎、渐进地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避免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带来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