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投入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探究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量”与“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渠道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企业规模大小差异、数字要素投入来源差异及制造业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效应产生明显的负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要素的投入质量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2022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金融具有融资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更显著、非国企相较于国企促进效应更显著、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更显著。     

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CEO认知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其作用环境以及作用机制展开了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CEO任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而拥有海外经历、金融背景和政治关联的CEO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且上述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分样本讨论作用环境后发现，在不同的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下，二者关系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CEO认知特征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呈正向影响，在进行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检验、调整样本、替换关键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正向效应依然显著。从影响机理来看，金融科技通过投资调整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推动绿色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成熟度较高，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我国应加大对金融科技应用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科技质量和效率；构建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机制，推进金融科技服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推广应用，赋能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数字化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消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消费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和增长新动能。本文将数字化消费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技术赋能、商业模式创新、基础保障支撑、数字消费治理四个层面构建数字化消费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消费的多层次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对数字化消费普及有显著的强正向效应，数字化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消费者的数字化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效率提升效应等促进数字化消费普及；基础保障支撑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消费普及，主要是通过物流基础设施保障、地区数字化消费设施保障等促进数字化消费普及；由于消费者对大数据推送内容的满意度较低以及平台隐私保护管理问题普遍存在，数字消费治理显著负向影响数字化消费普及，从而产生对数字化消费的负向作用力。     

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信息技术革命和国际垂直分工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制造业的生产格局和竞争基础，传统的企业间竞争正逐渐演化为供应链间的竞争。对2011-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负向影响企业创新，但这一效应在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得到弱化；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则呈显著正相关，且在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得到强化。研究还发现，融资约束缓解是供应链集中度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渠道。研究对于供应链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文献贡献，并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企业根据自身市场地位权变性地从事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指导。     

员工正念如何影响不道德亲组织行为：自我调节理论的视角

如何有效规避注重组织利益而忽视伦理规范的不道德亲组织行为成为商业伦理理论与实践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自我调节理论视角，以工作投入为中介变量，时间压力为调节变量，通过对343份有效样本数据检验分析，探究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员工正念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正念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工作投入中介了正念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影响；时间压力不仅负向调节了正念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负向调节了正念通过工作投入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间接效应，当时间压力越低时，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越强。研究结果不仅为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抑制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丰富了正念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作用机制研究。     

城市住房成本对异质技能劳动力的两期筛选效应

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劳动力候鸟式流动现象。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房租和房价的异质技能劳动力两期流动模型，用于分析城市住房成本对异质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理论推演发现：城市房租和房价的“剪刀差”导致了劳动力候鸟式流动，同时强化了劳动力技能特征的选择。实证分析表明：在劳动力一期流入过程中，城市房租不会阻碍劳动力流入城市，从而不产生技能筛选效应；在劳动力二期定居过程中，城市房价会降低劳动力的定居意愿，且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作用更强，进而产生技能筛选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异质技能劳动力流入城市带来的收入改善通常能够覆盖房租支出，但流入城市后低技能劳动力由于难以承担购房负担从而形成候鸟式流动。城市房价对因就业流动、跨省流动和农业户口的低技能劳动力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实施“租购并举”政策，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将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进而有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税收激励与数字产业创新效率

运用2008—2017年中国数字产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基于信号理论探讨了税收激励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该效应在企业成长期更为明显，当发展到成熟期，此激励效应由正转负。税收激励对非国有、大规模、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在市场化程度和行业竞争度较高的环境中，企业创新效率更高；相比沿海省份，内陆及西部地区数字企业对国家税收激励政策响应更为积极。税收激励通过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数字产业创新；融资约束在税收激励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起到了积极的调节效应。     

房价泡沫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兼论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房价泡沫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房价泡沫化显著阻碍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有效缓解房价泡沫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科技创新对房价泡沫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最后,提出加大科技创新支出、因地制宜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政策建议。     

产融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选取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对产融结合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融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产融结合通过挤占企业研发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抑制作用；产融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高成长性、非高技术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产融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产融结合的广度、深度与持续时间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关系。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提升产融结合创新效应的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合意性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文章选择2007-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结论表明：从系统GMM检验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表现为正向促进，而中西部表现为负向抑制。从门槛效应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其中，自有收入分权表明，不论其分权化水平高低，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收入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抑制作用不显著；支出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抑制作用不显著，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自然结构呈现出的新特征愈发明显，住房需求也在逐渐发生改变。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有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浙江省为例，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需求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老龄化对住房需求在短期内有正向影响，而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影响将变为负向；少年人口增加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受房价控制，房价的攀升将削弱少年人口比对住房需求的正向影响。当房价过高时少年人口比对住房需求将产生负向影响。基于此，应完善老年福利体系，建设满足老年人居住需求的住宅和与居住环境适配的基础设施；降低多孩家庭经济负担，完善多孩家庭住房福利体系。     

CEO绿色经历、环境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探究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EO绿色经历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数量,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数量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合理聘用CEO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金融已成为新时期推动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关键内驱力。基于2012—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显著差异，伴随产业链韧性提升，数字金融作用效应逐步降低；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创新要素配置是数字金融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渠道；调节作用检验发现，市场分割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金融监管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发挥U型调节效应。我国应积极加大数字化投入，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等部署资金链，建立和完善金融资产信息库，推动金融业务数字化进程；加快落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破除地区间市场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变革，逐步优化金融监管交叉性强、重复率高的环节，提升数字金融监管质量和监管效率；完善创新要素配置，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产业链韧性提升夯实创新基础。     

论会计信息及时性与企业创新

文章采用上市公司2008—2021年的数据，通过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较强的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融资约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即更为及时的会计信息披露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市场化程度对上述影响存在一定调节效应，表现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及时的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实践表明,引进外国投资很难获得先进技术,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则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选取中国1995~2012年对20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检验,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紧密和稳定的正向关系,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此外,研究与开发投入对于企业创新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而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存在负向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动态分析与动因检验

本文基于价格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在1994-2005年期间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检验，针对其波动较大的特征，将可能影响价值相关性的因素归纳为两种效应：会计度量效应和投资者行为效应，并利用剩余收益定价模型检验了两种效应的存在性和影响力，结果表明这两种效应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重要因素，且均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表现出负向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如果剔除投资者行为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总体水平将显著提高。     

互联网应用对农村企业就业带动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利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应用对农村企业就业带动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应用对农村企业劳动力需求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主要体现在雇佣员工上，对家庭自雇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应用主要通过创新带动和收入增长两条路径提升了农村企业的就业带动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个体工商户应用互联网带来的就业带动效应显著小于公司制企业、独资或合伙企业；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应用对东部地区农村企业就业带动效应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