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经济韧性——基于“宽带中国”示范性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宽带中国”示范性城市建设政策构建多期DID模型,利用2011—2019年246个地级城市数据,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显著提高了城市经济韧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地区间、不同规模城市间和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随着中国跻身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能否促进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分析发现:无论在行业层面还是产品层面,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即OFDI可能成为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在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为显著,但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并不显著.基于此,在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下,如何推动企业有重点地“走出去”,与发达国家建立深入的技术战略联盟,进而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培育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之后的稳健性检验中此结论仍然成立。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注重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注重引资质量;制定好相关的政策提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优质外商来华办厂;依法保护外商的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最大化发挥外资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出口技术水平。     

如何跨越贸易壁垒——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研究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复杂度的中国产品形成的差异化的出口抑制作用。理论及作用机制分析从进口国的消费者需求层面考察,考虑到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对消费者效用的额外提升作用;实证分析则主要构建交互项模型。理论和实证分析均发现贸易壁垒对技术复杂度越高的中国产品造成的出口抑制作用越弱,这表明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帮助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还发现,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出口,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来弱化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作用的效果越好。本文的研究将为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出口提供有益的启示。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的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影响显著为正,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果最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区域创新水平两条路径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创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区域资源共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要素市场扭曲、国际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梳理要素市场扭曲、国际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本文选用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要素市场扭曲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纳入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通过进口溢出和专利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为正,通过出口溢出和FDI溢出的作用效果为负,总体作用效果为负,该结论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通过Matlab多项式拟合函数,预测未来10年内要素市场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将不复存在。     

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制度的门槛回归分析

相对于出口贸易的绝对量,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即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作用更重要;而不同的制度质量下,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所发挥的优势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基于门槛回归模型,本文利用2002-2016年104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数据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制度门槛效应。当经济自由化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出口技术复杂度与要素禀赋没有显著关系,当经济自由化水平提高到门槛值之后,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有效体现其要素禀赋特征。因此,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视角看,当一国要素禀赋趋于高端化时,应采用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当一国要素禀赋处于低端状态时,单纯采用自由的经济政策有可能造成出口低端锁定,相反,适当的政府管制可能会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出口市场份额、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了考察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双边贸易的视角构造"中国—贸易伙伴"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并将出口市场因素纳入考虑,分析中国在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份额与贸易伙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5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顺贸易伙伴出口技术复杂度梯度增长;贸易伙伴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作用为负,该结论存在出口市场与行业的异质性; OECD经济体和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 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城镇化、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揭示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省级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2）城镇化与人力资本除了各自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渠道外,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两者对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紧密的联系,表现出偏效应特征。     

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RCEP的签订为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新契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调整中国对RCEP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策略成为值得研究的议题。使用2004—2018年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数据,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分析直接投资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提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当东道国为中低收入国家时,这一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中国应优化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完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规制,扩大与RCEP国家在新基建领域的合作,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高质量发展。     

创新型城市政策、要素市场一体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以创新型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创新型城市政策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政策有效提高了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科技创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机制实现的。进一步地,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显著增强了创新型城市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对于技术市场一体化而言,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增强了创新型城市政策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机制,但未能明显改善成果转化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创新策源地和创新集聚区城市而言,创新增长极城市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而且,在技术密集度较高和出口竞争力较强的行业中,创新型城市政策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该创新政策对不同市场集中度行业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认识和理解创新政策在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的作用提供了参考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思路。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中国出口“双重集聚”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出口溢出效应的视角

研究出口的国内外区域特征及形成机制将为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保障出口持续平稳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本文基于2000-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地理分布规律,发现中国出口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呈现出口地集聚和目的国集中的显著特征.本文从出口溢出效应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出口企业调整在国内的区位分布,从而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目的.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增强制造业竞争力、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重要机遇。文章采用固定效应论证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扩大需求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基本路径。     

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增加值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生产率、贸易成本与出口额三种影响机制的作用。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发达国家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渠道与出口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贸易成本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本文在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度了150个经济体1997-2011年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系数,进而运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揭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具有显著的"逆水行舟"特征,赶超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有策略";其次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出口技术复杂度适度赶超能够有效地改进一国的能源效率,过高和过低的赶超均不利于能源效率改进,跨越"极限门槛"型赶超是中印高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低能源效率并存的根本原因;最后高等教育对能源效率改进具有显著的边际递减特征,经济增长能有效地促进一国能源效率提升。     

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技术结构及其演进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实证

本文通过测算2000-2011年中日韩3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指数,对中日韩3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的分布及演进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入世以来中国从以低技术为主、中高技术为辅的技术结构转变成以中高技术为主、低技术为辅的出口技术结构。虽然技术结构有所优化,但是服务出口"质"与"量"发展的并不协调,具有质低量多的"粗放型"发展特征。从技术水平的差距来看,中日差距较大,处于互补的态势,中韩比较接近竞争态势,进一步发现,在某些服务分项内,中韩服务出口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提升服务出口技术水平及中日韩进一步合作的建议。     

数字化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作为其重要核心的数字化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并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影响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及产业转型升级。文章探究数字化服务贸易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发现,数字化服务贸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渠道检验显示,数字化服务贸易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进口产品种类及服务投入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强,数字化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更大。文章研究为评估数字贸易对制造业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发展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供了路径选择和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与出口净技术复杂度:基于不同技术含量的实证分析

中国当前参与的全球化生产仍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该技术分工显示分析出口净技术复杂度尤为重要。本文测度了出口净技术复杂度水平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同时分析了其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并基于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选取商业银行相对集中度CONC指标及私人债券的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特征的指标,引用行业外部金融依赖系数,进而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总体行业及不同技术含量的行业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对总体行业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但对高及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正向效应稍弱,反映出中国当前仍以技术水平含量不高的低端产业为主,但正处于向高端产业迈进的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