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经济韧性——基于“宽带中国”示范性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宽带中国”示范性城市建设政策构建多期DID模型，利用2011—2019年246个地级城市数据，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显著提高了城市经济韧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地区间、不同规模城市间和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城市互联网发展对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网民规模及互联网应用能力，综合构建了城市互联网发展指数，并利用2013-2018年959家中国A股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匹配并测度了161个城市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研究表明，城市互联网发展通过“创新效应”、“成本效应”及两者的共同作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出口企业以价格加成衡量的市场势力，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大，进而开展了企业要素密集类型、所有制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检验。文章推进了对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应的理解，也为出口企业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强互联网融合应用带来了启发。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消费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基于CFPS数据讨论了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二者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家庭消费升级；中西部地区、城镇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大；数字经济可通过增收效应和创新效应推动消费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居民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可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最后针对研究结论，从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政府数字化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全国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前，大量文献关注数字经济对贸易规模、贸易效率、贸易成本的影响，鲜有聚焦对外贸发展质量的研究。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使用2011—2020年31个省份经济发展数据实证分析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而且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或经济发达地区，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其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外贸发展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外溢性，对推动邻近地区的外贸质量具有重要贡献。     

集聚类型与中国出口产品演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是现阶段增加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增长动力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2000—2011年HS4分位数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与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从技术复杂度出发,研究不同类型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出口产品演化的微观机制与作用途径.本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所带来的外部性改善了城市出口产品结构,显著提高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入的概率,降低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具体来说,多样化不仅有利于提高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入的概率,同时也显著降低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而专业化增加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进一步地,不同类型集聚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出口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提升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尤其是多样化集聚水平来助推我国出口升级,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对云南省外贸竞争力的提升效应研究——基于云南省8州8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云南省8州8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云南省外贸竞争力的影响，并检验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劳动力、一般劳动力的融合作用及其对云南省外贸竞争力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提升云南省外贸竞争力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云南省的外贸竞争力，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劳动力的融合作用也能提升云南省外贸竞争力，但数字经济与一般劳动力的融合作用并不能提升云南省的外贸竞争力；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创新质量的途径进而提升云南省的外贸竞争力，但并不能通过增加创新产出来提升云南省的外贸竞争力；数字经济发展对云南省外贸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存在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化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作为其重要核心的数字化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并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影响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及产业转型升级。文章探究数字化服务贸易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发现,数字化服务贸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渠道检验显示,数字化服务贸易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进口产品种类及服务投入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强,数字化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更大。文章研究为评估数字贸易对制造业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发展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供了路径选择和政策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的门槛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为中国实现外贸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总体作用、间接机制和异质性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推动了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创新绩效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界限后,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为此,各地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及数字经济对外贸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     

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的内源动力：人力资本的结构演进视角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对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发挥着内源动力作用。基于人力资本的结构性问题和动态演进特性，建立一个理论模型论证人力资本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演进对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作用，利用2002—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第一，在考虑了人力资本的结构性和动态演进性之后，人力资本的结构演进对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是人力资本存量的2倍之余。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第二，人力资本的结构演进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第三，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后，人力资本的结构演进对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才会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质量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贸易强国的要求。本文应用灰色关联度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质量逐年提高，其中，研发投入、外贸效益、中西部外贸占比、服务贸易、民营企业外贸占比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质量有显著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外贸发展质量，应注重研发，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外贸效益；提升中西部地区在外贸中的地位；以数字经济为依托，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改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提升民营企业的活力。     

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对外贸易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利用2010～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升级的实现条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从中观层面看，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和创新产出是数字经济有效作用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传导路径，且存在地区异质性；从宏观层面看，人民币汇率、人均GDP和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作用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3)数字经济提升对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随着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与人力资本提升呈“边际效应递减”,随着互联网端口接入数量的增加呈“边际效应递增”,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提升是数字经济驱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长效作用机制；(4)数字经济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本地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周边地区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创新“增量提质”关系研究——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特征的考量

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匹配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数量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数量及质量，且对数量的影响大于质量。（2）机制检验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速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创新数量及质量的重要路径。（3）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强度低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强度中高水平的企业创新数量及质量作用更显著。     

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贸易方式和企业性质

技术复杂度是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途径。本文采用Hausmann等(2007)的方法,从整体上、不同贸易方式、不同企业性质等方面测算了2000-2010年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展变化,并构建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整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较高,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在四类出口中最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主要是通过一般贸易出口实现。此外,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进一步分析还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增强效应。这些结论为当前我国外贸结构调整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些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商贸流通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经济赋能商贸流通业、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提升流通效率和竞争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20年我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位于中西部地区、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近、市场化水平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表现得更明显；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下降态势；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共同集聚、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应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基础；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流通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加快建设公共大数据平台，破除数据壁垒，联通供应链上下游，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流通；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     

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积极和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相应的政策启示意义是,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从量到质这一外贸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     

创新型城市政策、要素市场一体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以创新型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创新型城市政策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政策有效提高了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科技创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机制实现的。进一步地,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显著增强了创新型城市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对于技术市场一体化而言,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增强了创新型城市政策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机制,但未能明显改善成果转化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创新策源地和创新集聚区城市而言,创新增长极城市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而且,在技术密集度较高和出口竞争力较强的行业中,创新型城市政策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该创新政策对不同市场集中度行业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认识和理解创新政策在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的作用提供了参考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思路。     

创新驱动视角下江西省外贸新业态发展对策研究

创新驱动是外贸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江西省外贸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但外贸新业态发展相对滞后。当前影响江西外贸高位运行的不确定因素不断累加,传统外贸难以应对其中风险,必须坚持创新发展,加速拥抱外贸新业态。对此,要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平台“外贸新业态网络生态”,深化外贸新业态创新发展、拓展增长空间,深入推动数字技术、引领外贸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多方协同、优化外贸新业态营商环境,创新培育机制、保障外贸新业态发展“人才力”,共同筑牢江西省外贸新业态发展基础。     

出口市场份额、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了考察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双边贸易的视角构造"中国—贸易伙伴"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并将出口市场因素纳入考虑,分析中国在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份额与贸易伙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5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顺贸易伙伴出口技术复杂度梯度增长;贸易伙伴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作用为负,该结论存在出口市场与行业的异质性; OECD经济体和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 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郑州米字型高铁对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为了探究高铁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以中原城市群为例，基于中原28个城市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测度和揭示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型高铁对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郑州米字型高铁对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郑州米字型高铁对中原城市群不同区域城市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异质性影响；郑州米字型高铁可以通过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产业升级这三种作用机制促进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必须全面完善郑州米字型高铁网络，打造中原城市群高铁枢纽经济新高地，不断优化城市专业分工及产业空间结构，充分发挥高铁对产业升级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带动作用，推动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