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FDI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来自21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目前资源环境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FDI流动具有重大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15个城市面板数据,就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FDI的区域流动以及FDI流动对城市经济在规模、结构、技术等方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能源约束对FDI流入沿海城市影响较弱,对流入内陆城市影响显著;环境规制有利于沿海城市生态质量的改善,但对内陆城市的影响不明显;FDI流动对各区域城市的经济规模、结构、技术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总体上呈沿海向内陆弱化的趋势。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环境数据库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污染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无论是港澳台投资还是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都对其引资决策和引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外商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明显的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后,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增强;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效应抑制了FDI的流入,并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生产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流入FDI决策FDI数量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首先就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提出了两点假设.并以浙江省为例,通过回归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当地环境规制对FDI的流入有显著影响,两者呈正相关:环境规制强度越大,FDI流入就越多;反之,亦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污染排放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初始时,随着FDI规模的增加,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废总量等随之增加;当FDI达到一定规模时,污染总量可能下降.但在当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污染排放量之间主要呈线性关系.     

我国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国FDI的影响

利用对中国直接投资排名前33位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等因素与不同来源国FDI流入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环境规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FDI,但对发达国家的FDI并未产生影响.由于我国FDI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因此我国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影响是有限的.提高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不但不会抑制FDI企业的进入,反而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发挥这些企业的技术扩散、外溢效应,更好地实现招商引资的战略目的.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基于人口跨市流入流出双重视角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绿色发展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工具,不可避免地会深刻影响经济体系的诸多领域。本文聚焦于劳动力市场领域,基于条件Logit模型,从流入流出两大维度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强化城市环境规制抑制了劳动力流入,加速劳动力的流出。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城市就业岗位与环境质量作用于劳动力流动。环境规制增强,就业岗位减少,抑制劳动力流入,促进流出;环境质量改善,吸引劳动力流入,抑制流出。目前,就业效应的消极作用相较环境改善效应占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个体与城市异质性,低龄、女性、高教育水平的流动个体更容易遭遇环境规制的负面冲击;沿海省份、秦岭淮河以南和规模较小的城市,这种抑制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城市在实施更加积极的环境规制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要做好受到冲击的劳动力的分流、转岗、培训和再就业工作,保障社会民生,平稳实现城市的绿色转型。     

FDI、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2000～2009年的数据考查FDI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估算了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工业技术进步边际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溢出效应阻碍了各地区工业技术的进步,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而且环境规制对促进FDI溢出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各地区工业进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分组后,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促进技术进步、FDI溢出存在异质性影响。     

简析现代港口物流对海口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现代港口物流的发展,沿海城市由于利用现代港口优势,建立起了经济开发区、保税物流园区等,使其经济迅速发展,不断地超越内陆城市经济。本文主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揭示现代港口物流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规律。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促进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

如同国际贸易的进口与出口,FDI流入与流出也存在密切联系,一个国家FDI流入,外国企业流动的所有权优势与本国不可流动的区位优势互补,这有利于该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反过来,一个国家FDI流出,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与其它国家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可以充分利用其它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提高.从FDI流入与流出的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分析,我国FDI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应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     

区域金融规模、效率及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联系紧密。我国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全国状况或者一个省区状况,本文则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经济圈,选择我国FDI集中流入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量和质两个维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规模、效率对FDI溢出效应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实证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发现: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反而抑制了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即能够显著放大FDI对区域经济的正贡献率。     

气候变化波动、FDI流动与企业绩效——基于2000-2020年我国省域NDVI指数的经验证据

气候变化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影响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气候变化冲击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传导机制视角下，运用2000—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1365家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变化冲击下FDI流动影响企业绩效问题。研究构建了省域层面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并利用纳入FDI的生产率函数来测度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气候变化波动通过减少我国各地FDI流入和吸收，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成本等，从而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一般而言，规模较小或年龄较长的企业以及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和行业，气候变化冲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而2015年后随着巴黎气候协定的落实，企业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额外的投资，致使杠杆率在逐渐提升，盈利能力和生产率下降。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改善金融服务弹性，提高企业抵御气候冲击的复原力；落实“双碳”战略，增强经济韧性；扩大对外开放，提高FDI吸收和利用等。     

FDI与出口贸易结构关系研究(1978～2005年)——基于DLM与TVP模型的检验

本文分析初级产品、工业制品出口贸易结构及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变化,并研究其变化原因,同时借助分布滞后模型及变参数经济计量模型,探讨1978年以来FDI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出口贸易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与政策空间,并促成外资流入规模逐年扩大;但伴随着外资的流入,出口贸易结构并未优化,需要通过政策措施调整FDI的流入规模与方向,进一步实现贸易结构升级。     

对当前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思考

承接沿海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以此培育自己的产业集群是当前很多内陆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惯用做法。但是对于很多内陆的中小城市来说，在交通、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各种要素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能否通过承接沿海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培育自己的产业集群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它们来说，要发展经济，可能还要另辟途径去培育属于自己的产业集群。     

全域统筹下沿海城市环境绩效评价指标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而全域统筹是沿海城市进行城乡统筹、陆海统筹所形成的一种指导区域发展的创新思维。文章立足沿海城市这一极具截面特征的城市类型,在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作为指标体系设计框架,结合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特点和生态环境现状进行环境绩效评价指标遴选,提出了沿海城市环境绩效评价的应用思路及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增长与FDI技术溢出: 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本文将京津冀三地198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割为1980-1992年、1981～1993年、……和1991-2003年等12个时间段，滚动检验FDI经由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995年以前京津冀都市圈内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而以1995年为拐点，FDI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消失，直至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表明自1995年起京津冀都市圈的外资规模相对于内资而言已经偏大。同时，本文还对FDI的技术溢出效果比较明显的几个时间段进行了Granger因果性检验。最后，本文从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结构变迁的动态影响，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的变动，跨国公司与当地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变化等方面解释了在短期和较长时期内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西部内陆城市经济开放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东西双向全面开放的新阶段。选取2013年与2017年我国36个大中城市进出口额占经济总量的百分比作为经济开放水平指标,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向西开放政策对中西部内陆城市经济开放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建设前,我国中西部内陆城市经济开放水平低于东南沿海城市44.5个百分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我国经济整体的开放水平受外围环境影响下降了17.5个百分点,但向西开放促进我国中西部内陆城市经济开放水平提高了11.2个百分点,最终我国中西部内陆城市经济开放水平仅下降6.3个百分点。"一带一路"建设有效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内陆城市的经济开放水平,从而缩小与东南部沿海城市经济开放水平的差距。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中FDI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来自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FDI的主要吸收国。FDI的流入不仅可以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的压力,而且还带来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传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为此,国内学界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文献很多,但这些分析往往忽视了区域之间的互动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根据传统方法得出的参数估计和统计判断往往是有问题的。研究表明,不仅周边城市的FDI空间溢出效应是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外部力量,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每个城市受益于周边城市FDI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邻近城市间经济发展存在较高的空间依赖性,是一个局域内相关系统。     

利用外资对辽宁经济影响的效应分析

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辽宁作为东部的沿海省份，其对外开放是以1984年大连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优惠政策为主要标志开始起步的；1988年辽东半岛对外开放，拉动了辽宁中部城市和 沿海城市的发展，加快了辽西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进入90年代，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动力，辽宁对外开放快速发展，形成沿海城市、沿海开放地带、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以及沿边、沿江和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格局。辽宁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竞争、合作与发展之中，在这期间吸收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外资的引入对辽宁经济的发展到底有多大影响，本文依据统计资料，对其进行经济计量分析与检验，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环境信息披露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影响机制分析

将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6年我国25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信息披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倒逼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加强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并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反而会抑制地区外资流入,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消极影响。经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一般城市(非省会城市、非直辖市及非副省级城市)、内陆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     

规制强度、影子经济与污染排放

本文通过引入影子经济构建规制强度、影子经济对污染排放影响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存在影子经济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运用普通面板和考虑污染溢出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影子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会直接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同时规制强度的增加会扩大影子经济的产出规模从而间接增加污染排放。对中国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理论结论,中国环境规制对污染的直接影响为负,环境规制通过影子经济规模对污染的间接影响为正。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的总体净影响在2001年之后表现为正,说明现行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遏制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从区域层面来看,环境规制正向净影响的区域呈现空间聚集,其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南部和西北地区等三大区域。     

东道国环境规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我国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促进了"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环境规制对于FDI(外商直接投资)的较大的制约作用,尤其是环境的准入决定了FDI进入的类型以及进入的规模.本文从环境规制的概念入手,通过分析东道国环境规制的概念、衡量方法,以及环境规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稳步增长.